湖南吉首被查村官:我當官就為撈兩個咋還違法了

　　原標題：用制度“鐵籠”看緊農村“三資”（深度關注）

　　隨著農村經濟不斷發展，農村集體的資金、資産、資源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但長期以來很多地方農村“三資”的管理不規範、不完善，漸成基層腐敗頻發區域。

　　記者注意到，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全國多地對農村“三資”的管理問題推行集中整治，“三資”管理正步入有效監管軌道。

　　農村“三資”管理亂象重重

　　在一些農村，“三資”管理多年來缺乏統籌，亂象叢生。

　　有的村存在會計、出納不分家，賬、錢、權由村支書一人掌管；有的村集體資産往往流向村幹部的關係戶，普通村民不知、不問、也問不了；有的村集體資源成為村幹部自家資源，有多少、在哪兒、誰在用，都是一筆糊塗賬。很多農村陳情事件皆起因于農村“三資”管理混亂。

　　“比如村裏的廠房租賃，有人托了關係，可能廠房就低價租賃給他了，有的甚至都租到了30年以後，吃掉了子孫飯。”浙江永嘉縣溪口鄉的一位村幹部説。

　　農村的廠房、門面等資産的管理混亂，租賃價格不公開，口頭、長期、低價的合同的存在，明顯擾亂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此外，農村的“三資”管理混亂還容易導致村民對村幹部的不信任，疏遠幹群關係，誘發不穩定因素。

　　“以前，村裏廣場上新增了健身器材，會有人懷疑村幹部是不是多買了一些拉回自家去了。”陜西高陵縣灣子鎮灣子村村民張大媽説。

　　也正因為針對農村“三資”有效的監管機制並不完善，很多農村矛盾由此而生。據統計，高陵縣近3年涉農的230起信訪件中，有217件與“三資”的管理有關，佔涉農信訪總量的80%；發生在農村幹部中的98起違紀違法案件，有85起都與農村“三資”有牽連。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農村“三資”管理存在的問題亦較突出。今年8月，隸屬湘西的吉首市一名村幹部在因貪污公款被查後，依然理直氣壯地反問：“我當村幹部不就是為了撈兩個嗎，這怎麼還違法了？”足見對農村“三資”進行有效監管，刻不容緩。

　　三資’是農民關心的熱點，也是農村信訪的焦點，管理不好，就會成為矛盾點。落實群眾路線，必須通過清理農村‘三資’，給群眾亮出一本‘明白賬’。”州委書記葉紅專説。

　　清“家底”、交“明賬”、拍“蒼蠅”，給群眾一個明明白白

　　今年4月，湘西針對農村“三資”的全面清理開始啟動，重點清查“三資”總量、財務賬目、“村賬鄉管”等情況。

　　截至目前，全州共清理出農村集體資産總額34億多元、資源43億多元、資金11億多元及州、縣市直各部門直接撥付到村資金28億多元，比清理前登記在冊和登記入賬的“三資”多出近60億元。同時，全州自查自糾出各類亟待解決的問題477件，清理出各類違紀資金10810萬元，其中私設小金庫5392萬元，鄉鎮侵佔、挪用、平調2366萬元。

　　在山東，梁山縣馬營鎮專門抽調了鎮紀檢、財政、民政部門工作人員組成“三資”管理工作組，對各村“三資”管理督查，對違反財務收支管理規定、違規使用村集體資源等行為，分別給予批評教育、黨政紀處分，嚴重的將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在浙江，紹興市柯橋區在農村“三資”清理過程中，重點把好清查登記、群眾參與和公示公開三關。據統計，全區已有369個村（居）完成清産核資，涉及金額10.45億元。合同規範後，村集體收入年增加1.17億元。此外，柯橋區村級所有收支項目都以現金流水賬的形式在財務公開欄公佈，“給村民一個明明白白”。

　　各地在“三資”清理中，也發現了不少腐敗線索。一個個侵吞群眾利益的“內鬼”被挖出， 一個個“蒼蠅”被拍落。

　　“吃‘皇糧’的人豈能再在農民身上‘揩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州紀委書記曹世凱説，“對侵吞農民權益的‘蒼蠅’，一定要拍！”

　　今年4月以來，湘西紀檢監察機關嚴查涉及農村“三資”的貪腐案712件，現已立案48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0人、移送司法機關11人，退還集體資金115.13萬元，上繳違規違紀資金306.29萬元；追繳家電下鄉、農機購置、家電以舊換新等“三項補貼”違紀違法資金3632萬元，刑事立案追責20件，黨紀政紀立案10件，涉及科級以上幹部5人。

　　下猛藥還需重長效，給“村官”權力裝上“鐵籠子”

　　貓兒鄉某村村支書貪污集體資金300多萬元；龍潭鎮某村村支書私自處置集體資産100多萬元……

　　翻開湖南花垣縣農村“三資”案件卷宗，一些“村官”違法違紀的案件令人扼腕驚嘆。

　　“遏制‘村官’腐敗，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湘西“三資”清理辦主任田軼一針見血。

　　為有效預防村幹部的腐敗，湘西在全州165個鄉鎮都配備紀委書記和紀檢幹部，2127個行政村都配備紀檢員，農村基層紀檢組織實現了全覆蓋。在此基礎上，州紀委創新制度建設，在農村推行“四四四制”：議事方面，規範“四議”（提議、商議、審議、決議）程式；監督方面，實施“四督”（民督、村督、鄉督、縣督），把好村級“三資”監督員、村級民主理財小組、“村賬鄉管”會計委託代理中心、縣財務監察工作小組四道關卡；公開方面，實施“四公開”（欄公開、網公開、短信公開、會上公開），每季度在村公開欄公開黨務村務、在政府網公開財務管理與使用情況，給村民群發短信廣而告之村裏大小事務，年終召開村主幹“雙評雙述”會，向全體村民公開述職述廉，使村級事務管理規範化、制度化、陽光化，讓村幹部手中權力規範運作。

　　紹興市柯橋區則于清理農村“三資”取得階段性成果後，在全區13個鎮（街道、開發區）建立農村産權交易服務中心，加快推進農村各項産權的確權發證；同時，出臺農村産權交易管理制度，將農村集體“三資”重大變動納入鎮級農村産權交易服務中心交易。“這樣一來，既規範了交易，又活躍了農村經濟發展。”柯橋區一位村幹部説。

　　對村幹部實行任期審計，是梁山縣為規範農村“三資”建立的管理制度，“每一任村幹部卸任前都要交好一本‘明白賬，並及時公示，接受社會監督。

　　江蘇金湖縣則針對群眾反映的部分村級資金管理較混亂的問題，制定管理辦法，實行村賬鎮管。陳橋鎮村級收入全額按時上繳鎮“三資”賬戶，資金使用的嚴格審批制度杜絕了財務違規現象和新的債務發生。

　　各項制度成為一道道“緊箍咒”、一個個“鐵籠子”，將權力規範在制度之下。最近，湖南鳳凰縣落潮井鄉一位當了十多年村幹部的同志説，明顯感覺到現在“錢花得不自由了”。

　　“以前村裏想幹個什麼事，群眾不支援，總懷疑村幹部要把錢往自己口袋裏擱。”吉首市馬勁坳鎮隘口村村支書張智文表示，對農村集體“三資”加強監管後，群眾心裏亮堂了，村裏不論做什麼，大家都積極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