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輕院士李寧涉轉移科研經費遭批捕 被稱“李老闆”

　　從“最年輕院士”到犯罪嫌疑人

　　【特別報道】農大教授李寧“科研涉腐”調查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張燕｜北京報道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

　　10月10日上午，中紀委官網發佈科技部黨組關於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證實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已被依法批捕。

　　據通報，審計署2012年4月審計發現5所大學7名教授弄虛作假套取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2500多萬元的問題，其中涉及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等人承擔的由農業部牽頭組織實施的“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有關課題。

　　據《中國經濟週刊》了解，早在今年6月，李寧就已被吉林省檢察院帶走，其涉嫌將一筆科研經費轉移到自己公司的賬戶，具體金額不詳。在此之前，他的一名負責公司運營的學生已被司法機關控制。

　　最年輕的工程院院士和上千萬的科研經費

　　52歲的李寧曾是業內最炙手可熱的中青年科學家之一。李寧少年成名，16歲考入江西農業大學，29歲獲得中國農業大學博士，45歲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除了是“中國工程院最年輕的院士”以外，李寧更是中國克隆技術的領軍人物，獲得過國家最頂級的科技獎項，是多項大中型科研項目的帶頭人。

　　動物遺傳是李寧多年來潛心研究的核心。據《中國經濟週刊》了解，2000年，李寧帶領團隊克隆出了3隻轉有人α抗胰蛋白酶基因的轉基因山羊，之後“一舉成名天下知”。接著，李寧在該領域獲得了更多更高的學術成就，其中不乏國內動物遺傳領域的原創性工作：首次克隆了雞性連鎖矮小基因，發現了雞抗白血病病毒的基因座……2003年，他更是憑藉《豬高産仔數FSHβ基因發現及其應用研究》獲得國家科技發明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豐厚的學術成果為李寧帶來了多項科研項目的邀約。公開資料顯示，李寧曾擔任863項目現代農業領域和生物反應器重大專項專家組組長、轉基因生物培育重大工程副總工程師、國家重大研究計劃生育與生殖專項專家組副組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群體學術帶頭人……20多年來，李寧僅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973（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863（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等三大科研計劃獲得的項目就至少22項，其他參與的大小項目更是難以計數。

　　與此同時，李寧還是這些項目課題的評審。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雙重身份，早在2008年就引起其他專家的不滿。2008年，有人在網上舉報，李寧在一項國家級的水禽開發項目中沒有回避，導致評審結果出現嚴重不公正。舉報人稱，李寧僅在投票時進行了形式上的回避。

　　根據一名知情人士對《中國經濟週刊》的描述得知，這類申請人兼任評審的事情在國內並不罕見。“學術界內有資格拿到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類別就那麼幾個，領軍人物也很有限，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這個範圍內輪流。”更有學者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很多時候就算當事人不想承擔有些課題，“但學校或者單位都會要求你去申請，因為這和榮譽有關。”

　　呈井噴式的科研項目帶來的是成百上千萬的科研經費。根據《中國青年報》之前所做的調查，在李寧領銜的眾多科研項目中，僅“豬、雞重要經濟性狀遺傳的分子機制”課題專項經費即為1581萬元，週期3年。這一項目由7個研究課題組成，包括中國農業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江西農業大學等單位。其中，由李寧主持的“表觀遺傳和miRNA影響性狀形成的機制”的單項課題經費為384萬元。“家大業大”，李寧在農業大學可謂“財大氣粗”，人人稱其為“李老闆”。

　　“李老闆”的學術和生意

　　據《中國經濟週刊》了解，李寧此次被逮捕主要是因為涉嫌將部分科研經費以“外包”的名義轉移到了其名下的公司賬戶。而根據之前國內一些媒體的報道，“李老闆”之名名副其實，其名下有多家生物技術公司，分別在北京和無錫等地。

　　據媒體報道，李寧在“商界”可謂身兼數職。如北京三元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與董事長；北京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股東與副董事長；北京濟福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濟福霖”）股東與經理；無錫科捷諾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中，北京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濟普霖”）在李寧參與的眾多科研項目中，一直扮演著合作公司的角色。

　　公開資料顯示，從2006年到2011年，中國農大和濟普霖合作的項目至少有21個，其中國家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最多，有5項，這個由國務院在2008年7月的常務會議上審議通過的科研項目，總投入逾200億，跨度12年。李寧是該重大專項的副總工程師。

　　據了解，一家公司以合作單位的身份參與國家科研項目，在業內一直是被允許的操作規則，而該類公司的選定缺乏相關的規範準則。根據調查得知，李寧或涉嫌將科研經費截留或轉移到濟普霖名下。而這種情況在業內並不罕見。一名大學教授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把批下來的科研經費“花光”，因為根據規定，剩餘的經費都要交回，“誰也不想把到手的錢再退回去”。

　　而李寧旗下的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濟福霖，則擔任了研究成果轉讓的角色。

　　根據媒體報道，從2010年11月開始，在李寧以濟普霖名義申請的12項專利中，至少5項轉讓到了濟福霖名下，均跟李寧承接的國家課題相似，其中包括《一種動物體細胞克隆方法》、《一種從轉基因牛乳中純化重組人α-乳清白蛋白的方法》等。

　　這5項中又有3項轉讓給了其他公司。其中，《一種動物體細胞克隆辦法》，轉讓給了位於河北涿州的保定溫氏種豬育種股份有限公司。資料顯示李寧任職該公司總經理。

　　上述從濟普霖轉到濟福霖的專利中，另外有兩個關於奶牛的專利，在2011年先後轉給了一家公司，即“無錫科捷諾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與上面幾家公司一樣，科捷諾一樣有李寧的影子。公司資料顯示李寧是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

　　科研項目＝自動提款機？

　　有媒體統計，在近年曝光的科研腐敗案中，由高校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所致的腐敗問題佔比較大。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於項目本身僅佔約四成，這意味著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

　　某高校管理者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科研資金流失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國家現階段對科研項目人力成本的投入不到位。例如，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經費管理辦法》，勞務費最高不能超過資助經費的15%，但是該費用只能用於臨時聘用人員（如參與課題的博士生等）。該管理者認為，老師們作為課題的主要負責人，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難免心理不平衡。

　　其次，根據《關於國家科研計劃實施課題制管理的規定》，已完成驗收課題的結余經費，經歸口部門批准後，可留給依託單位用於補助科研發展支出。換言之，該課題的負責人仍需要將結余費用上交。目前業內的普遍做法是留給課題負責人支配，作為補助支出。但是由於該經費已不再屬於在研項目經費，管理相對寬鬆，最後常常不知去向。

　　《中國經濟週刊》調查得知，貪腐科研項目方法可謂“花樣百齣”。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編制虛假預算，通過聯合關聯公司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套取專項科研經費。在此次曝光的7名教授經費套現的事件中，已被判刑的陳英旭即利用該手段將近千萬元專項科研經費衝賬套現。

　　此外，部分科研人員鑽經費管理的空子，進行橫向經費(課題組承接來自企業、學校等平行單位的科研項目)和縱向經費(課題組申請的國家級、部委級的科研項目)的“互換”。部分科研人員將能夠正經花的錢都湊到縱向的賬目上，縱向經費中一些實在走不了的賬，則依賴橫向經費抵銷，用不完就塞進自己的腰包。

　　勞務費也是科研經費流失的一個渠道，有科研人員編造勞務名單冒領“勞務費”，更有人按照可報銷的項目去做賬，將“吃喝玩樂”的費用記在科研項目上。

　　科研管理體制：為何政府與市場雙失靈

　　葛豐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近日披露，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因涉嫌弄虛作假套取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已被依法批捕。

　　這則看似令人震驚的新聞，對於任何一位稍稍知悉中國科研管理實際狀況的人士而言，實則不過是意料中事。畢竟，排除未必理性的對於科研人員不切實際的泛道德要求，科研人員作為職業人群中的一支，同樣很難擺脫“經濟人” 各項基本假設。

　　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就已指明，人們在參與經濟活動時，若發現相較于尋利活動的尋租活動，能以更少的經濟成本獲得更多超額收益，便會傾向於放棄尋利活動而選擇尋租活動。中國當下的科研管理體制，正是這樣一種很容易讓科研人員發現，尋租比之尋利更能獲得超額收益的體制。

　　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與幾乎一切不再適用的過渡性體制一樣，充斥著政府與市場雙失靈的弊端。這些弊端主要體現在：一方面，由於市場發育不全，這類體制往往寄望于通過政府有形之手，深度介入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自發擴展的特殊領域。譬如科研領域，目前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連年實現大幅度增長，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的水準；但在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特有的激勵與資訊等方面的欠缺，政府的介入往往在放縱市場失靈的同時，反而在客觀上營造出內部人控制、尋租的“樂園”。

　　其實只消看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預算軟約束即可明瞭，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不僅不可能種瓜得豆，而且還只會因為以下四點特殊性而進一步放大預算軟約束下的逆向激勵。這四點特殊性具體來説就是：其一，科研領域因其高度專業性以及相對小眾化，存在極為嚴重的資訊不對稱與不透明；其二，科研活動因其高度不確定性，再加之基礎科學與人文社科等部門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因此，相較于企業更難進行績效考核；其三，中國的科研管理部門是目前所剩不多的既是運動員（項目發放）、又是裁判員（項目考核）的計劃體制“殘余勢力”；其四，中國現階段急於實現的“科技進步”在基本制度框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前述三項預算軟約束。

　　李寧被捕其實不過是揭開了長期籠罩在神秘面紗下問題的一角。為今之計，如果中國並非葉公好龍式地意圖取得科技騰飛，那就不應當繼續沉浸在“大多數課題實施的情況是好的”、“違法違紀現象是極少數”等自我精神告慰中。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已經到了不改不行，不大改、不徹改不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