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産調控應納入經濟體制改革大系統

　　我國樓市問題的實質在於，過去一段時期內，由於市場約束和基礎制度的缺失，房價快速地透支了這種上漲的潛力，積累了不可忽視的系統性風險。更為關鍵的是，造成了固化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調控要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就面臨著諸多阻力。正因如此，單靠房價調控措施難以取得長期的實效，需要把房地産調控納入經濟體制改革的大範疇、大系統中，才能形成長效機制，才能清除痼疾。

　　國家統計局1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3年1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有65個，而下降的僅有2個。業界人士分析，雖然去年底以來各地又在限購、限貸上加碼，多個城市對房貸再度收緊並提升利率，但是調控效果仍不盡如人意。

　　客觀地看，房價上漲既受土地成本升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等長期因素影響，又與空間佈局不合理有關，這與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資源過度集中在大城市不無關係，比如説學區房的存在。

　　我國樓市問題的實質在於，過去一段時期內，由於市場約束和基礎制度的缺失，房價快速地透支了這種上漲的潛力，積累了不可忽視的系統性風險。更為關鍵的是，造成了固化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調控要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就面臨著諸多阻力。正因如此，單靠房價調控措施難以取得長期的實效，需要把房地産調控納入經濟體制改革的大範疇、大系統中，才能形成長效機制，才能清除痼疾。

　　去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集體學習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和供應體系建設時，提出將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此後業界普遍預測，完善市場制度架構將成為房地産調控的主要思路。

　　而房地産這樣一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市場，不僅僅有著市場經濟的特點，還涉及到社會管理的範疇，因此公平應當是首要的準則。那麼如何處理其與效率的關係？顯然，如果只強調效率勢必會形成一定的短板，在經濟發展中表現為資源和要素向優勢産業和經濟發達地區流入，在市場上則表現為資源和産品向購買力更強的群體手中集中。但當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這些短板的掣肘作用就會顯現，比如，一邊是眾多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的“望房興嘆”，一邊卻是黑燈寂靜的大量空置房的存在，以及“房叔”、“房姐”等對住房資源的不合理佔有。

　　這是因為，相對於一般的商品市場，房地産市場具有很多的特殊性。許多商品市場能夠實現充分供給，比如農産品等，只要需求增加，供給就能短時間內增加，且能實現空間調配。但住房是不動産，與土地資源的先天性關聯使其成為特殊的稀缺資源。其次，由於不動産的特性以及戶籍制度的存在，不論是需求還是供給，房地産市場都不是全國統一的大市場，而是區域性分割的市場。

　　且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後，經過多年的運作，住房開始有了保值增值的功能，在過去的一段時期內甚至成為了投資品，成為部分資金的避風港。這種消費與投資交織的需求使得樓市形成了獨特的供需關係，高收入群體的購買力會推高價格，而價格的升高又反過來形成新的需求，造成市場價格信號失靈，影響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這些特性決定了，樓市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的同時，還必須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來保障資源分配的公平。

　　事實上，住房投資屬性的存在以及投資不動産的觀念，必然會損害住房保障基本居住需求和居住權利的功能。我國正在大舉入市併發揮作用的保障房機制，就是把保障性住房看作是準公共産品，把住房的保障部分看作是準公共服務。但是，保障房的需求仍遠遠超出供給，必須在商品房市場引入調控長效機制，才能解決供需結構性失衡的頑疾。比如，去年11月底，青島第二批經適房和限價房公開銷售後，僅過7天，就有8個保障房項目的申購家庭數量超出項目房源數。推出576套房源的青建宜昌新苑項目，申購家庭達2183戶。

　　有專家建議，高房價實際上是經濟領域中許多結構性矛盾的反映，因此必須把房地産調控與戶籍改革、優化國土空間格局、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協調推進，需要在土地、財稅、金融等各個環節進行市場基礎制度的建立和修復，前提是市場資訊的完備性，才能實現精準調控。

　　而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房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城市人口與資源環境的不相適應，所以房地産調控應當是新型城鎮化中的一個組成，依靠産業佈局優化和社會公共資源的均衡分配，引導人口有序流動，讓更多的資源、人口和就業在大中小城市間合理配置，才能給高房價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此外，市場資訊的完備性是提升市場運作效率的前提，也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目前國土資源部已明確表示將開展不動産統一登記，在很多人看來，其信號意義不僅在於將為房地産調控提供基礎數據支撐，更重要的是，表現出了打破利益集團阻撓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