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龍應臺：磨亮 “自覺”這把劍

　　剛剛進入2016年，就得到了一個消息，龍應臺要到北京來演説。去年九月我們約了在臺北龍應臺的基金會有過暢談，也約過希望在北京見面，於是微信問她，她回復説，這次時間很緊張，索性到演説現場去見個面。

　　於是就坐在臺下當了聽眾，這是1月6日的下午。

　　有不少大腕，和幾百個年輕人一樣端坐臺下。任志強的場子，他一定在，還有他的密友潘石屹，加上張維迎、賀衛方、王巍、張樹新、馬曉力、張力奮，平時都應當臺上當講師的，現在都成了學生。

　　龍應臺講的題目是“傾聽一個人的回憶”。當然是大家在聽她講那過去的事情。但是，其實是推而廣之的一個話題，傾聽每一個人的回憶，龍應臺要表達的意思很清楚，單個人的回憶集合起來，就是歷史的記錄。如果歷史記錄是編織起來的話，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條線。

　　除了個人記憶，龍應臺也講到國家的歷史，也就是官方修史。她認為，官方修史是必要的，但是，官方修史處於各種原因，會有不少缺陷和誤差，個人記憶是必要補充，其實很多鮮活的歷史是存在於個人記憶中的。但是，這裡又存在一個問題，個人記憶和官方修史有不一致的地方怎麼辦？龍應臺用了這樣一個詞：政治不正確的記憶。

　　恰好，中午我和幾位歷史學家餐敘説到了這個話題。例如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紅歌《十送紅軍》，在坐的黨史專家説，紅軍長征是在慌亂中秘密的又是匆匆的啟程的，不可能出現歌中所唱的場景。

　　這是一個小例子，似乎無關緊要，而且，文藝創作也是可以虛構的。但是，這又確實和個人記憶是有誤差的。

　　當然，個人記憶也是需要不斷修補的。

　　龍應臺是不斷審視自己的個人記憶的。她曾經認為，個人記憶中應該推翻的、拆除的、修復的，以及要重建的，自己都在做，而且知道要這樣做。直到認識了一位山西平遙出生的趙先生。

　　這位先生少年時代稀裏糊塗加入國民黨軍隊，後來被俘加入共産黨軍隊。抗美援朝時候再次被俘，17歲就進了戰俘營。1954年，一部分志願軍戰俘返回大陸，還有一萬多人到了臺灣，當時被稱作“反共義士”。他們奔向臺灣的時候為了表忠心被迫刺青。1987年以後，這些老兵陸續回到大陸見家人。他們回鄉前紛紛到醫院洗去刺青，趙先生為了回鄉，生生把手上的青天白日旗（那塊皮肉）割了下去。

　　這讓龍應臺非常震動，她説：“我以為我的記憶裏修復過的、推翻過的、重建過的，都了然於心了，”經過這件事，“我才發現，真實地面對自己記憶這件事，不是在哪個年齡的時候就已經做完的事情，它是你要一輩子不斷地去審視、不斷地去看、不斷地去追問的一件事情。”

　　當我在聽龍應臺講她的記憶時，不斷閃過的念頭是這樣兩個糾結：一個是個人記憶政治上不正確，和國家歷史不吻合，怎麼辦？再一個就是人是處在不同層面的，不同的人記憶也是不一致的，有些差別還很大，怎麼辦？

　　當天臺下的觀眾絕大多數都是青年學生，龍應臺對他們説，記憶的流失和故意被看不見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你如果認識到這件事情，而想要保存記憶，必須花非常大的力氣。遺忘這件事，需要一個人用很高的自覺去抵抗。

　　龍應臺對歐洲一個名為“歷史學會”的民間社區組織很感興趣。這個組織有一點像足球隊，或者是合唱團，或者是烹飪班。它是街坊鄰居都會參加的。這個“歷史學會”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學老師，有郵遞員。幾乎每個村子都有，每個街坊都有，什麼都去問，什麼都去找。“對於歷史的關懷，它幾乎像你學烹飪、唱歌一樣，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小小的‘歷史學會’，其實就是把個人記憶編織進入那一個大的編織體的東西。”

　　在演講的最後階段，龍應臺提到，在某些國家裏，所謂的國史，是從家史、街道史、村史、鄉史出發的，一層一層綿密地往上織，織成國史。如果只允許從上而下的國史的宏大論述，而且壟斷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的話，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提問階段，有的大學生提出了一直盤桓在我腦中的類似的問題，就是完整的個人記憶，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還做不到怎麼辦？

　　龍應臺再次提出了自覺，並且在自覺之後還加了一把劍，自覺之劍。

　　自覺這個詞，在我印象裏和佛教有關，但現在是一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詞，每一個組織，每一個人都會用，但是，龍先生把“劍”和“自覺”連在一起了，就有了一層更加積極主動的含義了。

　　龍應臺幾次提到，要把自覺之劍磨得亮亮的。我揣摩，自覺這把劍，主要是針對自己的，用途有兩個，一是在自己感覺到徬徨時，感覺到有很多羈絆影響自己正確的記憶時，要用自覺之劍斬斷這些羈絆，其實，很多時候，人是因為自己的惰性或者是畏懼而不敢前進的，那些林林總總的困難只是自己限制自己的理由而已；二是在前進路上遇到障礙時，要用自覺之劍披荊斬棘。一是斬斷過去的羈絆，二是劈開前進的道路。自覺之劍的精妙，就在於此。

　　這把自覺之劍不只是適用於個人記憶，還可以適用於其他任何可能遇到困難的地方。不能因為有困難就畏縮不前，手中要有一把磨得锃亮的自覺之劍，面前就沒有了荊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