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學者眼中的絲綢之路：它始終都是世界運轉的軸心

　　[摘要]絲綢之路遠非買賣絲綢的通道，事實上，它還是一條戰爭之路、宗教之路、智慧之路、瘟疫之路等等。人類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絲綢之路始終都是世界運轉的軸心。

　　3月30日，牛津大學歷史教授、《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作者彼得·弗蘭科潘和中國史學家葛劍雄在復旦大學對談。兩位學者以“從絲綢之路到一帶一路”為主題，分別從中國和西方兩種歷史視角作了深入的演講，並就絲綢之路的歷史和一帶一路的建設進行了精彩對話。

　　彼得·弗蘭科潘教授是英國著名的中東、中亞、俄羅斯和拜佔庭研究學者，他還掌管著一系列在英國、法國、克羅埃西亞、荷蘭等地的家族企業，是威靈頓公學的董事，錄過唱片，拿過業餘板球比賽冠軍。他的新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2016年在中國出版。

　　絲綢之路不只是買賣絲綢的通道，還是戰爭、宗教、智慧之路

　　在主題演講中，彼得·弗蘭科潘教首先指出，絲綢之路是複數的，沒有單一的絲綢之路，也沒有單一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遠非人們通常認為的買賣絲綢的通道，事實上，它還是一條戰爭之路、宗教之路、智慧之路、瘟疫之路等等。人類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絲綢之路始終都是世界運轉的軸心。

　　“以宗教為例。世界上主要宗教的發祥地都發源於絲綢之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在這裡相互碰撞。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擔心極端主義，但只要看看絲綢之路的歷史，很容易就能明白本是同根生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何會産生分歧，近幾十年美國的介入又與恐怖主義的滋生和中東地區的混亂有何聯繫。要知道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世界的經濟、文化、學術中心並非在歐美，而是在絲綢之路上。”

　　弗蘭科潘認為，了解絲綢之路的歷史，對於理解當今世界、理解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都至關重要。如今有一些大國在反對全球化浪潮，但透過歷史我們能夠發現，全球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兩千多年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將整個人類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中亞大草原上發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達發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納維亞找到迴響，美洲的新發現會影響中國産品的價格……全球化的趨勢並不能逆轉，人們必須認識到，各國都是榮辱與共的：一個地方的經濟減速和政治動蕩會對地球另一個地方産生直接的，有時甚至是巨大的影響。

　　在談到絲綢之路對今天“一帶一路”的啟示時，弗蘭科潘提到，中國比大多數國家都更願意去了解其遠邦近鄰的歷史，並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要以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為模板打造 “一帶一路”的原因。中國的年輕人要把握住“一帶一路”政策所帶來的機遇。縱觀絲綢之路的發展史，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是其發展的根本，順勢而為的靈活變通則是貿易、文化和宗教得以成功互融的必要手段。

　　當今，新的“絲綢之路”通過能源進行連結。軍事衝突、恐怖主義、能源危機、水資源的枯竭都會對“一帶一路”的實施構成威脅。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安全之後才有繁榮，繁榮之後才有壯大，壯大之後才有自信，自信之後才會有寬容。所以，確保世界的安全穩定是“一帶一路”戰略成功實施的根本。

　　絲綢之路對世界的作用遠遠大於對中國本身，中國歷史上是開而不放

　　許多國人一提到絲綢之路都很揚眉吐氣，但葛劍雄在回應時，毫不客氣地指出，絲綢之路對世界其他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對中國本身。對於這條交通路線，中國長期以來是不了解、不自覺，甚至是輕視抵制的。

　　有絲綢之路這麼好的交通路線，為什麼中國不去利用？葛劍雄提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是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是以自己為中心的，所以在中國古代很難找到對絲綢之路對西域對西域以外的世界的熱情的謳歌和描寫。西域在唐詩裏的形像是“春風不度玉門關”和“西出陽關無故人”。玉門關過去西面就沒有春天裏，出了陽關老朋友也沒有了，因為長期以來在華夏在漢人的眼光裏面，陽關以西就是蠻夷之地。“孔夫子説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不包括他們的，除非你接受我的文化，我才把你當兄弟，以後始終是這樣，所以出了陽關以後是找不到老朋友了。”

　　葛劍雄提到一個重要事實，中國歷史上很長時間都沒有主動的外貿的需求，也沒有外貿的概念。由於根深蒂固的華夏中心主義，在中國統治者的觀念裏，沒有正常外貿的概念，唯一能夠接受的就是人家的朝貢，“我不來統治你們，不是説不應該，而是你們不配，所以這些蠻夷之地，如果你們有什麼東西認為我有用的，那你應該主動貢獻過來才是，我怎麼能夠自己出錢買本來就屬於我的東西呢？”

　　歷史上，中國人出去做生意會被政府鎮壓。葛劍雄提到許多例子，譬如在乾隆年間，乾隆皇帝曾經把本來4個口都關掉只剩下一個廣州，但是規定不許進城，所有的貿易都在城外，而且規定不能跟中國人直接貿易，是通過13家商行即廣東13行，“當然這樣説不是説實際沒有貿易，有，但是那些都被稱之為海寇，海盜，走私商人。他們都受到政府的鎮壓，有的被殺了，以至於鄭成功的父親不得不把他的基地建在臺灣，因為當時朝廷管不到臺灣，還有幾個建在日本，當這些商人沒有辦法對付政府的時候。他們乾脆出錢雇傭日本人來抵抗朝廷，到以後在沿海騷擾，所謂的倭寇就這麼回事兒。”

　　另一個例子是鄭和下西洋為什麼後來進行不下去，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葛劍雄不同意弗蘭科潘。他認為根本原因是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跟哥倫布、達·伽馬 、麥哲倫是不同的，“他們是為了尋找新的航路，尋找財富，殖民地，甚至是奴隸。但是鄭和的任務是拿中國的錢撒到外國去，然後換來萬國來朝，以他來證明明朝的偉大，特別是證明那位創造了他侄子政權的永樂皇帝的政治合法性。”

　　由於華夷之辨，中國古代歷史上極少有主動的對外貿易，同時，也因此中國也不主動地傳播自己的文化。葛劍雄打趣説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在國外辦過一所孔子學院。一般人都拿唐朝作為古代中國開放的典範，但葛劍雄指出，“我們歷來是開而不放，沒有放，放什麼？唐朝可以允許外國人來，允許自己的人出去嗎？不可以的。”他提到幾個例子，比如玄奘是偷偷出去的，鑒真和尚是日本人再三邀請才東渡。中國不主動傳播華夏文化是因為覺得這些地方是蠻夷，蠻夷不配。葛劍雄提到，對於歷史上的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中央政府是不管的，也不主動在這些地方推廣華夏文化，要等到這些地區完全像其他地方一樣，實行改土歸流，才開始在那裏開學校，傳播文化。

　　葛劍雄認為文化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只能是一種潤滑劑而不是原動力，他認為在文化上面我們應該向費孝通先生生前提出來的一樣，應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大家要和諧相處，必須做到首先是尊重自己的文化，各美其美，然後也要尊重理解欣賞人家的文化，美人之美，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才能達到和諧相處的境界。（文/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