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到2040:中國經濟走向巔峰之路

　　發展之路沒有終點,中國經濟也遠未達“巔峰”。下一個30年,中國經濟從目前的發展中經濟體演進到一個類似現在發達經濟體的程度,演變到一個相對穩定、完善的系統,並在産出和分配方面實現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效率和公平並重”的轉變,同時經濟增長呈現更強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並更好地滿足普通民眾對於幸福生活的追求。這就是我所説的中國經濟的“巔峰”狀態。

　　30年之變:中國經濟向何處去?

　　“三十”似乎是中國歷史中一個神奇的數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俗語在中國近代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詮釋。以30年為界限,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史可分為三個階段,而每一個階段各有其主題:建國前30年(1919-1949)的自救;建國後前30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開放30年的自新(1979-2009)。在改革開放的30年時間裏,中國經濟實現了從計劃向市場、從封閉向開放的徹底轉型,並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奇跡。下一個30年呢,中國經濟在一代人左右的時間內將走向何方,2040年代的中國經濟將會怎樣;建國百年之際、2049年的中國將會怎樣?

　　回答中國經濟未來30年向何處去?必須對以下幾方面有客觀、清醒的認識:第一,中國目前的經濟水準如何,在縱向和橫向的比較中的位置是怎樣的—— 或者説,我們現在哪;第二,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就是怎樣的,為什麼取得這樣的成就 —— 換言之,我們以前做對了什麼;其三,中國經濟現有的主要問題以及內部情況和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如何 —— 也就是説,我們需要再作什麼。對前兩個問題的認識是我們“自信”的來源,而對後一個問題的認識是我們“自新”的動力。面對經驗和成就建立“自信”並不難,而面對積弊和變局不斷“自新”才是真正的挑戰。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在中古時代曾處於世界領先地位。18世紀以來,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推動了歐洲的全面、高速崛起,而中國則開始了相對和絕對意義上的雙重衰落。從“大歷史”的視角看,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騰飛仍處在“追趕”西方的階段,距離達到西方的每人平均生活水準,乃至“超越”西方回歸歷史上的領先地位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史是一部經濟轉軌(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幾方面緊密交織、協同演進、共同推動發展的歷史。“中國奇跡”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現取決於不同層面、內部外部眾多因素的疊加。然而,決定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部分重要因素正在發生變化。始於2008年美國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經歷了美國、歐洲、新興市場交替重疊的“三波”之後,開始展現其對全球和中國經濟的“二次衝擊”。擁有諸多引擎的全球化客機減速,部分國家國內政治上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國際政策上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導致全球資源“逆向”流動,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對積極謀求開放發展的中國而言甚堪憂慮。

　　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有利條件(如“人口紅利”、低成本要素的大量供給等)逐漸消失,前期積累的矛盾(如環境、社會問題)日益尖銳,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發展道路越走越窄。展望2040年,中國經濟有望呈現長週期的“L”型走勢,只有重塑“中國模式”,才能再創“中國奇跡”。

　　慮遠慎微

　　中國經濟再啟航,三方面關係的處理將決定其航向。首先是經濟與環境、社會的關係問題。這方面,應正視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收入提高和社會進步,財富水準和民眾幸福等幾方面的“落差”,以積極有序的社會治理和體制改革解決關乎民生、民權的重要問題—— 這其中既有經濟問題,也有政治、社會、生態和文化問題。其次,經濟領域最重要的是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問題。關鍵是糾正政府和市場的功能錯位,明確界定兩者的邊界—— 既發揮有效、有力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以有限、有為的政府作為應對市場失靈,解決市場機制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市場和政府的關係界定的重點是政商關係,難點在國企改革。應擴大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並通過企業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項目層面的公私合作夥伴(PPP)提升國有和民營經濟間的協同效應。再次,市場領域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實體經濟和金融的關係問題,涉及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等相互關聯的問題。這方面,應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新興行業、綠色經濟)、促進經濟轉型和推動長遠發展的作用,並調整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極其不合理的利潤分配關係。

　　適當減速、平穩行駛對中國經濟順利實現“彎道超車” 是必要的;同時,“發動機”也必須更加強勁。中國發展前路漫長,危機和憂患意識必不可少。30多年來的“壓縮式”發展使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從而為其他領域的變革提供了助力,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方面,在社會、政治、法制等領域,很多方面的進展並沒有跟上市場經濟的超前發展。中國經濟的現實離法治的、公平的、公正的市場經濟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同時,利益格局呈現固化傾向,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增強,這都可能成為阻礙變革、妨礙進步的力量。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對中國經濟而言,外部環境好可以掩蓋內部問題,高速增長可以掩蓋結構矛盾。然而,在經濟“新常態”下,原有的問題、短板和矛盾會顯得日益突出。短期內,如何避免在中等收入水準上經濟停滯的“拉美病”很重要,而經濟的成功轉型是關鍵;從長遠來看,則需要考慮避免高收入水準上經濟停滯的“日本病”,這就需要在基礎研究、金融實力、人力資源等方面瞄準世界領先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