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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幕後,窺探當代文學

2016年12月06日 08:33:11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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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史二十講》 程光煒 著 東方出版中心

  高有鵬

  文學發展永遠是一個被述説的話題,因為文學一直在發展著,在變化中。作為歷史,當代文學需要審視自身;作為發展存在,當代文學需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那麼,如何審視自身,實現突破與超越呢?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文學發展的當代性。

  所有的敘事都具有當代性,這就是克羅齊所説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文學的發展,及時體現出不同的當代性,形成文學話語的當代性述説,成為包羅萬象的文化生態。關於當代文學的論述,是時下文學研究的熱點,論者視點不同,知識經驗不同,論點自然不同。

  程光煒的《文學史二十講》圍繞著文學的當代性問題,集中論述了一系列命題。在他看來,所謂當代性是有區別的,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文學,二是20世紀80年代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再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當代文學。不同的當代性,具有不同的背景,具有不同的生成方式與表現方式,同樣,具有不同的價值意義。

  無疑,當代文學的標誌在於當代性,但是,離開了文學性,當代文學也就不存在了。當代文學的當代性與文學性是並存的,而且,都具有階段性。

  首先,《文學史二十講》的著眼點主要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當代文學。他以為,作為一個學科,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一樣,都是上世紀80年代起步,經過30年的經營,現代文學已經成為一個人多勢眾且話語完備的學科,而當代文學還是原來那個樣子。而且,學科被誤讀,當代文學被理解成當代文學批評,現在人們還是這樣看。

  程光煒指出,目前當代文學負載著批評當下不斷涌現的大量文學新作的重任,所以這個領域雲集著眾多批評家;“批評化”思維在目前文學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在當代文學學科中,批評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於文學史家。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把當代理解成為一種可以充分把握並控制的東西,這種批評性的思維被帶入到當代文學研究中,不是有距離地看待作家作品,而是強調對作家作品的擁抱和進入,將研究者本人的狀態等同於研究對象的狀態,認為這樣做才比較到位,才是當代文學研究。

  所以,即使在很多研究十七年文學、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文章裏,這些已比較遙遠的文學都具有鮮明的“當下”的面貌,它們的歷史完全被今天所掩蓋和替代。

  其次是當代文學的文學性問題。程光煒比較了兩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一種是覺得文學研究應該是有審美性的,不符合這一尺度、標準和範疇的研究,其價值就大大受損;另一種是除研究當代文學的審美性之外,還應該去研究它因為社會思潮經常性膨脹和冷縮而不確定的“周邊”。沒有周邊的當代文學不能説是完整和真實的當代文學,至少是缺少歷史觀的當代文學研究。對此,他提出為什麼同時代研究者有著幾乎相同的歷史境遇,而居然會有如此差異的歷史感,進而,他將這種現象歸之於設定的經驗,即這些大小尺寸不同的許許多多的文學性,恰恰是由於“裁剪原因”造成的。

  在論述當代文學的當代性與文學性基礎上,他集中闡述了當代文學的幾個時期——十七年文學、上世紀80年代文學、上世紀90年代文學的關係問題。這裡,他主要採用了散點透視的方式,具體論述相關問題與相關文學作品,分析不同作家創作機制及其形成原因,努力實現“重建歷史的企圖”,希望“跑到幕後”去,“窺探文學創作的社會歷史背景,設法理解創作意圖、分析創作手法”。

  他具體分析了當前流行的階段論、繼承論等論斷,對“沒有”與“何來”之間的連結等問題進行剖白,説明其怎麼就能把這幾個時期比較恰當地串連起來,並建立一種相對貼切、入理的歷史敘述。從而,他認為,要實現這種願望,就必須從上世紀80年代文學研究開始。他提出對“80年代”的知識立場和邏輯進行一番“知識考古學”的考察,花大力氣去收集這方面的文獻材料,並對重要研究者做個案研究,最後匯總到一起,發現上世紀80年代文學原來並不是孤立於歷史之外而存在的,它周圍有一個非常豐富和複雜的周邊。他宣稱,正是由於這個周邊,我們才能更清楚和更深刻地理解它為什麼叫上世紀80年代文學。也正是這種有意識地把周邊當作文學史研究的更寬幅的歷史視野,我們也許能夠更有效地進入整個當代文學之中,即不能只注意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部分的風景”,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全部的風景”。

  他極力表達的是,對文學經典抱著必要歷史同情的同時,找到一個既在“歷史”之中、又不被它所完全控制的認同。這種文學整體觀與發展觀,始終貫穿在他的論述過程中,形成他的論述方式,也形成其論述特色。

  當代文學是一個流動的整體,其邊界與內涵是統一的。程光煒尤其重視感受與理解之間的關係,他注意到當代文學研究中一個普遍現象,即由於研究者知識積累、歷史經驗、思維方式的不同,加之各種知識和思潮還會衝蕩、影響其工作,所以,所謂理解的不同,實際是每個人在做研究時由於理解方式的不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概括起來講,這就是普遍性歷史共識的基礎問題,即對當代文學發展與存在的判斷,對問題的反思,首先是從對研究者自己的反思開始,如何建立一個相對自足的知識和思想的立足點。這裡,他具體提出如何整理自己,如何在自己與學科的想像共同體之間達到某種平衡,並由此開展一種比較有效的研究工作,以此啟發更多的人對更多的問題進行更深入地思索。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