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主人”幻覺是怎樣産生的？

　　所評圖書：

　　書名：《宇宙的主人，市場的奴隸》

　　作者：（美）史蒂芬·貝爾、（英）安德魯·欣德摩爾

　　譯者：廖岷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16年9月

　　 文/鄭渝川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的這句話，也完全可以用來總結當代金融。金融運作，金融創新，必須要獲得自由的空間，摒除不當管制，卻並不能讓所有管制都靠邊站。野蠻生長、盲目擴張而實現的金融繁榮，會讓人特別是那些從繁榮中收穫最大利益的人，産生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主人”的幻覺，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市場的奴隸。

　　美國金融、産業研究專家、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史蒂芬·貝爾與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教授安德魯·欣德摩爾合著的《宇宙的主人，市場的奴隸》一書，融合經濟學、金融理論和社會學、政治學中各種制度主義理論，深入剖析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令人信服的指出，這場危機並非許多經濟學家和投資銀行家所宣稱的那樣不可避免、無法做到事前預料。因為在金融危機影響最為深重的英美兩國，同樣存在更趨穩健發展而躲過了危機侵襲的頂級金融機構（如摩根大通、富國銀行、匯豐銀行等）；而在同屬英語國家的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金融機構受到監管部門的強力約束，普遍遵循傳統的銀行業務模式，而未曾過度染指“有毒”債券，美國金融危機相反成為這些機構提高競爭力和品牌信譽的重要契機。

　　對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之後歐洲國家所陷入的歐債危機的常見解釋，一是強調投行和投資者的貪婪，二是監管者的失當。史蒂芬·貝爾和安德魯·欣德摩爾認為，這兩種常見解釋至少是不完整的。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和英國市場上的投資者，就一定比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更貪婪，而澳加兩國的監管部門的行動能力也並未超出他們的美英同行。兩位書作者在書中分析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英兩國及採用美英模式的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順應當代資本主義中心的結構化轉移趨勢，積極促進金融創新，因而收穫了金融繁榮的豐碩成果。但因為金融和貿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不同市場和經濟體的關聯性日益增強，金融系統化風險的體量和複雜程度也因此遠遠超出了20世紀70年代及之前的時代。這種情況下，監管部門應當既要保障和促進金融創新，也必須及時優化升級監管方式——恰恰相反的是，美英兩國在那之後推行信貸市場、資本市場的去監管化，甚至響應投行冒險家的呼籲，為“有毒”債券等高風險金融産品推向市場主動解除了監管規制。

　　書作者認為，美英兩國20世紀70年代至2008年更加複雜和規模更大的金融化，持續不懈的去監管化，對於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形成了一種錯誤的制度激勵，再加上“交易員相信美聯儲（以及英格蘭銀行）總會出手救助因泡沫破滅而走投無路的魯莽的交易員”的政治上的兜底機制，就讓不負責任的冒險被提速到最為氾濫的水準。這種情況下，銀行家和交易員並沒有意識到，或者説不願承認自己已經成為市場和結構的“奴隸”，卻依然毫不猶豫的啟動更加激進的冒險操作。因此，金融危機的教訓應當被總結為，“人類理解力和掌控力的有限性，即無法完全理解並控制複雜的體系，以及鼓勵風險承擔的激勵體系的不當後果”。

　　《宇宙的主人，市場的奴隸》書中第三章介紹了美國十大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英國六大銀行以及歐洲其他主要投行在金融危機中的命運。第四章則以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主要銀行作為分析對照，介紹了這些銀行的業務模式、行動路徑及澳加兩國的監管體系。這兩章的內容非常翔實，完整的梳理出美英兩國主要銀行在危機前的盲目樂觀和莽撞擴張經營，與危機中遭受重創的因果鏈條，以及美英兩國少數大銀行及澳加兩國金融機構避險的奧秘所在。書作者總結指出，能夠安然度過危機甚至脫穎而出的金融機構，通常具有低杠桿率、對批發融資依賴程度較低、對證券化資産的交易敞口較小或退出相應高風險證券化資産的時間較早三大特徵。

　　全書第五章和第六章則揭示指出，長期並行的金融化、自由化與去監管化政策導向，以及因此出現的錯誤激勵機制，的確扭曲了市場上多數參與者對於風險的認知。書作者羅列了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和英國主要銀行家的一些典型言論及行為，指出這些人的確相信市場的有效性及自修復能力，因而真心實意的將風險管理認為是不必要的累贅（況且，危機之前各主要投行建立的風險管理機制和模型，本身也存在較為明顯的缺陷）。雷曼兄弟公司當時的掌舵者迪克·富爾德多次公開羞辱在他看來過於保守或重視風險分析的交易員，而花旗集團的風險分析師甚至被禁止參加公司業務會議。因為低估風險，拒絕承認冒險者已經成為市場奴隸的現實，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極力遊説監管部門進一步加快去監管化進程，恰恰美英監管部門的主要官員對風險的看法跟前者也如出一轍。

　　在書中的第七章中，讀者也將了解到，富國銀行、匯豐銀行的高管對於風險的認知更具全面和深入，更願意在風險管理上投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高管也多虧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才證明自己的審慎是完全必要的，否則很可能會被排擠出所在的金融機構。全書第八章深入探討了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監管部門是如何塑造有助於控制風險的金融業競爭規則的，指出20世紀80、90年代兩國先後發生過局部銀行危機，因而監管部門和主要的金融機構都充分吸取了教訓。

　　儘管美國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英國等國開始重新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一些方案和條款甚至引發了金融業界的強烈不滿，擔心損害金融創新的動能。但在書作者看來，截至目前，美英兩國的金融改革，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即沒有觸動刺激更高利潤的狂熱追求的自由放任理念，這種情況下出臺的嚴加監管措施，帶來的影響並不是金融機構按要求摒棄高風險冒險操作，而是將風險更為隱蔽的轉移到影子銀行等監管套利行為。書作者援引奧巴馬政府第一任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的話説，銀行業已經陷入“金融危機失憶”，不斷製造對於強化金融監管的障礙。這也意味著，後危機時代的金融監管“贏了戰役”，卻無法避免“輸了戰爭”。

　　值得一提的是，書作者提出了具有革命色彩的金融監管改革建議，就是改變金融業的定位，不再定位為經濟的重要推動力和國際競爭力，而轉為“基本公共服務功能”（參照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北歐國家的定位），簡化銀行業，壓縮或剝離其中的冒險、投機、賭博式的業務，要求金融業必須服務實體經濟，並納入嚴密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