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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人心的苦悶上》非虛構作家李宗陶深度訪談當代藝術界現象級人物

2016年11月08日 08:57:25  來源: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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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張曉剛,徐冰,老樹,毛焰,邱志傑,何多苓,羅中立,周英華,劉曉東,耿建翌,川美77級油畫班,凱倫 史密斯,加裏 格拉伕曼……

  多位當代藝術界現象級人物雲集於此,在與他們的對話中,開啟一段關於藝術、關於藝術家的心靈旅行,引發些許對於人生的思索。

  精彩呈現藝術家的經典之作,帶給您不一樣的視覺享受。

  附錄中收錄了作者在騰訊書院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活在無所不知的每一天》,深度闡述非虛構寫作如何應對當下的寫作環境,剖析清楚到位,感情充沛,感人至深。

  【書籍資訊】

  書名:畫在人心的苦悶上:李宗陶藝術訪談錄

  作者:李宗陶

  定價 :58元

  出版社:鷺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0

  內容推薦

  本書將帶領我們去探索一個藝術家們不會輕易言説的“很苦的世界”。一句用文字概括的歷程,藝術家們很可能走了二十年。本書收錄了作者對當今活躍在世界藝術領域的十多位中外頂尖人物的訪談和描寫,也有對川美77級油畫班歷史和意義的梳理。

  本書涉及藝術生態鏈上的諸多環節——藝術家、策展人、商業機構、評論、資本、意識形態等,多角度、立體化地體現了中國藝術家是怎樣活著的。李安導演與鋼琴家格拉伕曼先生兩篇,算是別致的加餐。

  作者簡介

  李宗陶,記者,生於上海。在思想者訪談、人物特稿、歷史寫作、非虛構報道等領域均有出色作品。著有《思慮中國:當代36位知識人訪談錄》《那些説不出的慌張》等。

  目錄

  李 安 / 電影的僕人

  對話李安:我的變與常

  周英華 / 父親周信芳就是我的中國

  對話周英華:我的繪畫就是一種表演

  老 樹 / 畫在人心的苦悶上

  羅中立 / 《父親》背後那些“人”

  畫得自由 / 四川美術學院77 級油畫班的故事

  朱新建 / 一筆一筆救自己

  加裏 格拉伕曼 / 鋼琴課

  何多苓 / 可以入畫

  張曉剛 / 言不及義

  劉小東 / 這樣畫,有意思

  毛焰 / 如果我要離開,只能去門口站一會兒

  徐冰 /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耿建翌 / 鹽一樣珍貴的時間和距離

  凱倫 史密斯 / 打卡

  邱志傑 / 要麼煉成舍利子

  對話邱志傑:適時發出一聲不合時宜的壞笑

  附錄 / 活在無所不知的每一天

  【附錄】

  活在無所不知的每一天

  7 月初,在澎湃的 APP 上看到一條 PRADA 太陽眼鏡的廣告,規格就像從前報紙頭版的整頁廣告,發給經營傳統媒體的朋友看,他回一個捂嘴笑的圖標,外加四個字:時代變了。

  時代確實大變。 每一天,如果你願意,都可以過成無所不知的一天,只要有空打開微信朋友圈,或者 Facebook。2016 年初去世的 David Bowie 在他那支著名的《Change》裏,用一種近似口吃的發音吐出變這個詞 Ch-ch-ch-change,跟我現在談論它的心情蠻搭的:真是有點措手不及啊。

  這一輪的變局,是網際網路技術帶來的。 用矽谷工程師或者風投家們的斷語,五十年一遇。 這其中有兩個關鍵性動作:1994 年,矽谷的老傢夥吉姆 克拉克(Jim Clark)和電腦神童馬克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創辦了網景公司(Netscape),這二位開發出一款 Netscape

  瀏覽器,將美國國防部的內部交流平臺轉化為民用,而且提供免費下載。 公司成立 16 個月後,還沒賺到一毛錢,就在納斯達克上市了,成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網際網路公司。 第一天,股價從開盤 12 美元躥到收盤時的 48 美元,刷新了美國股史的上市首日記錄。 吉姆 克拉克一夜之間成為 10 億美元富翁,而一年前一無所有的馬克 安德森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 億美元。 第二個關鍵性動作是史蒂夫 喬布斯完成的,他把蘋果手機和 ipad 送到我們手裏,造就了今天地鐵裏的壯觀景象。 就這樣,我們跟世界聯結的方式,被編程語言──一種容錯率非常低的、有特殊語法的英語改變了。 傳統媒體的電子排版,被 HTML5(超文本標記語言)分掉半壁江山。

  網際網路技術革命改變了人類生活,也改變了寫作者熟悉的那個傳統。 這種改變從 90 年代中期的美國就開始了,生成一種“大勢”。

  一個 80 後小妹妹跟我講,她之所以喜歡自己貼錢跟朋友們搗鼓一些公號,就是覺得寫作與發表都變得自由,排資論輩,層層審稿,都取消了;在新媒體時代,她有一種順暢表達的快樂。 我自己也從中受益,如果沒有網路,《祭毒》多半還在我的移動硬碟裏。

  我沒有用過微博,直接從部落格時代進入微信時代。 有一次出差到臺灣,為了方便聯繫同事,同行的攝影記者幫我開通了微信。 前幾天我在想,這三四年究竟從劃屏運動中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失去的很明顯,就是時間。 得到的,一個是開放的心態和更廣泛的新知。 一些過去不會特意去關注的領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開,比如數學、物理學、天文學、植物學,還有穿衣服做菜什麼的。 大家都在抱怨 “碎片”將人淹沒,但我想,碎片的知識或資訊也是有價值的,關鍵它是個什麼成色,有沒有營養,值不值得吸收。 在網際網路上游弋,訓練人甄別、取捨的能力,然後是連貫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這些雜多處理成自己有機的一部分,類似光合作用。 所以我對碎片化並沒有那麼大的恐懼。 另外一個獲得,是接地氣,從來沒有一種技術,可以這樣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 有時候我看著朋友圈裏自説自話、前後不搭、卻又有某種潛在一致性的一長串內容,會從心裏笑出來: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史詩啊。

  稍微讓我有些不安的,是網際網路+時代對寫作內容、文本、語法、標題的重新規定。 它是那麼年輕,那麼具有娛樂精神,還常常帶點兒粗魯,對於我們這些會為一句話、一個標點跟編輯校對吵架的寫作者來説,真的是有這種效果:眼前一黑。 在迅雷不及掩耳盜鈴時段裏,10萬+的內容形態被製造出來了。 我沒有專門調研過,也沒有大數據支援,沒有資格講太多它的壞話,我能説的是,它的品味不好,會讓好作品無法在新媒體時代獲得它應該有的位置。 本來寄望時間能濾掉一些東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過程中,新的技術又來了,媒介又變了。

  技術是一種人造的東西,是現代科學的基底和本質。 海德格爾曾經説,科學不會思考。 德里達就不怎麼同意,他説,科學技術會的,它也在思考。 德里達的弟子伯納德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寫出三卷本《技術與時間》的那位,提醒我們説,技術裏回蕩著一種無人稱的知識,一種不署名的權威性;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就發生在現代技術 “無人稱力量”的到來;他也建議我們在思考技術的時候加上時間的維度。 問題是,北京時間前所未有地快,我們用三十年走完了別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彈指一灰間。

  我一直感激歐洲人在冷戰以來在思想上、生活上為這個世界貢獻的不一樣的範式,他們身上有一種敏銳的辯證啟蒙意識(dialectic of enlightment),對科技的進步不會天真地樂觀,不會以為只要有了原子彈、核潛艇、無人戰鬥機、蘋果手機,人就是萬物的尺度了。 歐洲的知識分子尤其令人讚嘆,像哈貝馬斯、德里達、艾柯、阿倫特、薩特、加繆這些人,都積極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務發言,引領著歐洲公民,對進步的悖論養成一種敏銳的判斷力,所以,無論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會權衡兩個方面:就算想像中的進步可以獲得很多好處,但穩定的有內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這樣是否值得?換句話説,今天“創造性的破壞”雖然為明天開出了支票,但比起現代性給人帶來的異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我剛從英國轉了一小圈回來,在咖啡館、地鐵、火車上看到,仍然有人在讀報紙,還不光是讀紙質書,還不全是老頭,我沒有看到一個捧著手機在劃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許,在我們這個國家,由網際網路+主導的資本的運作、電子商務的繁榮、新媒體內容的生産和發佈、對個人時間的侵佔和隨處可見的“手機的家園”,是一種人造景觀,是由某種力量推動而不是自然天成的。 把世界簡化成網上和線下也是荒謬的。 不一樣的閱讀方式、寫作方式、活著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個地球上,就在稍微遠一點的別處。

  所以,當這一輪革命真的就發生在我身邊──傳統媒體人紛紛失業、轉型、創業,越優秀的,轉得越早──我不得不停下來想一想。這是一種打斷,也提供了一個確認自我的機會。 以前,像我這樣比較喜歡幹活的記者,光顧著埋頭寫,從來沒有時間理一理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題目是什麼,自己的強項和短板分別在哪,力氣該往哪使。 這樣被迫停一停,自然會做反省。

  阿城説過,一流人才在商界。 我覺得確實如此。 歷史上,像張謇這樣的士魂商才,比康梁之類對社會的貢獻大,因為後者光破不立,士大夫出身的實業家有建設性的動作。 看看今天的情形,一樣的。 所以我敬佩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資本,把自己成功嵌進網際網路商業版圖的優秀同行。 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們隨口議論著公司辦公室租金的漲價,短短幾句言語,就讓人窺見他們承受巨大壓力的能力,這能力是我不具備的。

  但是,不等於我對他們目前生産的內容心悅誠服。 十年後,回頭一望,我們這些當年的文學 / 文藝青年,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些什麼。 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還是希望自己十年後翻翻硬碟,能找出一兩部比《祭毒》好的作品。

  有人把這一輪革命跟印刷術、蒸汽機的發明相提並論,跟矽谷的創新相提並論,然後得出樂觀或悲觀的結論,我都會想一想:它們真的一樣嗎?人類這幾千年曆史下來,紋絲不動的時光幾乎沒有,每一個時代大多都處在變革之中,都會面對新舊交替、新陳代謝的撕裂感和成就感,都能套狄更斯那句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區別在於強度和廣度。 我自己感覺網際網路+比以往的變革更猛更強,能量更大。

  我差不多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自己稍微整理得清楚了一點。 我得繼續正統的、不是淺嘗輒止的、也不賣萌討巧的寫作。 從題材到方法,沿續過去那種一道道工序來的傳統工藝,可能過去的還不夠,還得往前追;然後,慢慢尋找一種與網際網路+聯結的方式,來為寫作加分。 簡潔地説:我的寫作不打算轉型。 我希望找到一種養活舊寫作的新方式。

  這裡我想稍微説幾句一段時間以來的觀察,它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待隨著繼續觀察而修正:我發現身邊的同行同道,也算是小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專制、獨裁都蠻敏感,反應也不失為強烈,但對資本的傲慢、霸道、經常流露的無知,反應就遲鈍曖昧很多。 大家都很清楚,一個一切聽命于資本的盛世並不美好,但現實是,從來沒有那麼多人聽命于資本,受它奴役。 有一個老生常談的詞,大概可以用於描述這種俯就:分裂。

  謝泳寫過一篇錢鐘書的書生氣。 他説,從政治理想上看,錢先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但他對同時代那些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又多半看不上眼,讀過小説《圍城》和《貓》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除了錢先生的個性(自視甚高),除了他的父親錢基博先生曾經告誡過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適之這一類的新派人物,謝泳覺得錢先生的“看他們不起”裏,有更深刻的東西。 當時自由主義的許多知名人士多受西方文化影響,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代表了多數人的意願,但在做人這一條上似乎不能跟他們的理想相一致,而錢鐘書對此有更高一點、也更傳統的標準,就是一個人的説和做應當是一回事,儒家所謂“知行合一”。

  這是我們祖上傳下來的東西,也是我在多年記者生涯裏從老一輩身上吸收的東西。 一份人家,祖傳的東西裏總有一兩件寶貝,這是我認定的一件。 但是現代性把知與行分離,我也不想在這裡調太多書袋子,累得慌,大家看得到的,身邊這些事跡不少:説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且能夠自洽,而且能夠合理化、日常化,現代人仿佛生成了一種新的習慣和記憶。 於是,用阿倫特的話説,“那些失落的珍寶,甚至沒有遺言”。

  有時候聽到一些師友談論現在的年輕人,他們陽光,有國際視野,願意到貴州某個貧困山區,或者非洲某個村子裏當義工,也願意積極為社團、社區服務。 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對自己的父母好,不知道怎麼跟最親近的人溝通,這跟從前那種會為遠方的炮火熱淚盈眶,為“路有凍死骨”義憤,卻不知如何處理倫常的義士們是一個路數,都是人格略有缺失的人。 他們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建樹,但終究不能讓人佩服。 所以這些年在面對抉擇的時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放棄、割捨、有所不為,就是因為這一條。 如果不那樣做,我想這些年的書,我是白讀了。

  我想,大家不能忍受警察對雷洋的施虐,卻能忍受某些投資人的施虐,是值得反思的。 寫作的責任之一,就是提出問題,展開對話和反思。 如果創業者們繼續慣著資本,它不會比一個暴君産生的危害更小。這個議題如果沒有被擺上桌面,公開談論,是我們這些媒體出身的寫作者沒有盡到責任。

  寫作者還有更大的責任。 抗戰時是流亡學生的齊邦媛和王鼎鈞,幾十年後拿出了《巨流河》和《昨天的雲》等四部曲回憶錄。 經歷過文革的馮驥才老師拿出了《一百個人的十年》,王年一老師寫出了《大動亂的年代》,李遜拿出了《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經歷過一戰、二戰、納粹集中營、“911”、第一次伊戰、第二次伊戰的西方作家們,都拿出了很像樣的作品。 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去年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科謝耶維奇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記錄了二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這些重大歷史事件。 我讀了一小部分的《切爾諾貝利的回憶 : 核災難口述史》和《二手時間》,還有一些她的訪談,除了源遠流長的苦難和沉重,我覺得她的學養、才氣、境界都是一流的。 有位老師對我講過,到最後,寫作拼的不是才華,不是文字,是境界,這個我很能記得住。

  跟阿列科謝耶維奇戰在同一高度的還有一位出色的女性,美國作家芭芭拉 塔奇曼。 她用文學的手法寫歷史,兩度獲得普利策獎。 她們的存在,都提醒我自己離有價值的非虛構寫作還有多遠,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她們都是我的導師和榜樣。

  每一代人把自己經歷過的寫下來,就很好了。 我們這代人經歷了什麼?有什麼非得記下來不可的?還有多少空白必須去補上?除了資本以外,更廣泛更深刻的決定社會和生活的力量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在慢慢琢磨的事情,它們都存在我腦子裏的一個文件夾裏,叫“未完成”。

  寫作是為了告訴人們世界的真相和本質。 在字裏行間,通過講故事,通過文學之美,塑造典範,傳遞真知灼見。 一個寫作者,就是一個關切世界的人,他首先要學會同情、忘我、寬恕,然後把這些傳遞出去,讓人們能為其他人流眼淚。

  每個寫作者都會有才華橫溢的一段時光,也都不得不面對和處理才情的下行或用盡。 所以要用功,用別的東西來支撐自己的高度,學會超越自身的局限。

  去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龍應臺在表達祝賀的文字裏提到,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工作裏包含了記者、社會學者、心理學家兼牧師這些角色,我想,這個不完整描述提示了寫作者的社會意義和可能的疆域。進入寫作的世界,就是掙脫僵化的教育,出離日常的平庸,卸掉國家的、個人的虛榮,卸掉民族主義等等牽絆束縛你的東西。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時代,寫作是為了追尋自由。 在這個閱讀和寫作都受到嚴厲挑戰的時代,對我而言,寫作本身就是自由。

  最後我要感謝 20 年來滋養過我的每一家報社、雜誌社,那種頭懸截稿線的高強度工作,讓我經常蓬頭垢面、神經粗壯、也長了幾塊用於寫作的肌肉。 我懷念那些不用考慮別的,只要一門心思把字寫好的時光,那是我們許多人的黃金時代。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