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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興 典籍幸——記國家典籍博物館“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

2019年10月23日 08:58:00來源:光明網

  國家興 典籍幸——記國家典籍博物館“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

  光明日報記者 杜羽

  “宋版書,宋版書,還是宋版書!”走進國家典籍博物館“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展廳,很多讀者感嘆不已:存世不多的宋版書,平日難得一睹真容,而此時此地,近百部宋元版古籍盡收眼底。從9月起,全國40余家公藏單位、30余位私人藏書家的330余種珍貴古籍在這裡集中展出,不僅是宋元版,秦代竹簡、隋唐寫本、明清舊槧同樣琳瑯滿目。對很多愛書人來説,這種享受近乎“奢侈”。

  在展場中,人們討論著經典的歷史文化價值,更對那些跌宕起伏的藏書故事津津樂道。典籍的聚散離合,折射著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這些飽經風霜的典籍,如今安置於展臺之中,任世人欣賞品評。因為國家興,才有典籍幸。

  四海澄清,化私為公

  《陶淵明集》《陶靖節先生詩》,兩種陶淵明著作在展廳裏比鄰而居,一種是宋版,另一種還是宋版,都是歷代藏書家競相追逐的對象。每種書的卷首都鈐著密密麻麻的藏書印,那是勝出者留存的紀念。在纍纍朱痕中,“黃丕烈”“士禮居”“陶陶室”幾枚印章同時鈐在兩種書上,指明瞭它們曾經共同的主人——清代藏書家黃丕烈。

  黃丕烈先是購得宋版《陶淵明集》,而後就一直關注著《陶靖節先生詩》的去向。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他終於如願以償,用一百兩銀子買到此書。因為這兩部陶集,黃丕烈把自己的藏書室命名為“陶陶室”。

  這兩部書另一個相同的藏書印是“周暹”——它屬於藏書家周叔弢。周叔弢求書的歷程同樣坎坷。在黃丕烈之後,“兩陶集”曾一度歸屬山東聊城海源閣主人楊以增。20世紀20年代末,國勢衰弱,戰亂頻仍,海源閣藏書陸續散出。1931年,周叔弢買到《陶淵明集》,而《陶靖節先生詩》則在書商王子霖手上。因為知道周叔弢希望將“陶陶”二書分而複合的心願,王子霖趁機抬價。愛書心切的周叔弢,無奈以4000元的高價買到此書。

  歷史上曾經擁有這兩種珍本秘籍的藏書家,有的希望“子孫永寶用之”,有的希望將其帶到墳墓中殉葬。而周叔弢的心願是將他平生蒐集的善本歸為國有。他告訴子孫:“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

  1952年,新中國成立的第四個年頭,周叔弢把“兩陶集”等700余種善本捐獻國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對他説:“您把最心愛的‘兩陶集’都獻了出來,真是毫無保留,難得!難得!”

  鄭振鐸鼓勵藏書家捐獻圖書,也一直主張自己的藏書同樣屬於國家。他説:“學是公物,古物是公器,亦萬難把持在一兩個人的手中。為了愛護古物,發展學術,也應化私為公。”1958年,鄭振鐸因空難犧牲,為了完成他的遺願,家人將其畢生收藏的圖書全部捐獻國家。

  和周叔弢、鄭振鐸一樣,新中國成立後,鐵琴銅劍樓主人、常熟翁氏後人等一批藏書家,帶著滿腔愛國熱忱,將所珍藏的古籍或捐贈或轉讓給國家,那些曾經秘藏于私人藏書樓少為人知的珍稀善本,如涓涓細流匯入國有圖書館,成為國人共同的財富。

  通力合作,典籍回歸

  在展覽中,兩冊《永樂大典》相鄰而置,一冊蓋著俄文的印章,另一冊則寫上了德文字母。

  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趙愛學翻查過,在國圖的記錄中,有52冊《永樂大典》被登記為“外交部轉蘇聯中央列寧圖贈1954.6.17”。這些《永樂大典》,不僅大多蓋著列寧圖書館的俄文館藏印,而且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藏”或“滿鐵圖書之印”“大連圖書館藏”印——它們是日本人佔據東北時大連滿鐵圖書館的舊藏。1945年,大連解放,這些《永樂大典》被運往蘇聯。1954年6月,經由外交部從蘇聯中央列寧圖書館轉歸北京圖書館,也就是今天的國家圖書館。

  被寫上了德文的《永樂大典》,是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提渥訪華時交還的三冊《永樂大典》中的一冊。它們由萊比錫大學從科隆一家書店購得。有學者研究,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是一個德國軍官將這三冊《永樂大典》帶走的。

  成書于明永樂六年(1408年)的《永樂大典》,原本有11095冊之多。嘉靖年間摹錄的一部副本,與正本格式、裝幀一致。繼正本不知所蹤之後,《永樂大典》副本被這人偷幾冊、搶幾冊,再被那人燒幾冊、毀幾冊,現在已知的僅有400余種,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明代藏書家葉盛説:“夫天地間物,以余觀之,難聚而易散者,莫書若也。”新中國成立後的幾代圖書館人,雖然明白“聚書”之艱難,但是從沒有停下蒐求的腳步。

  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當年,正在上海調查古籍善本的全國古籍普查專家組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書主是一位加拿大華裔女士。幾經週折,2013年,這冊《永樂大典》入藏國圖,被視為海外漢籍實體回歸的典型案例。

  近年來的海外漢籍回歸,不止一冊《永樂大典》。2018年,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庫理事長細川護熙將36部4175冊漢籍捐贈中國國家圖書館。海外漢籍的數字化回歸成果同樣豐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特藏資源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全文影像數據庫”先後在國家圖書館網站上線;2015年,“海外中華古籍調查暨數字化合作項目”啟動,牛津大學波德利圖書館藏19冊《永樂大典》等一批珍貴文獻以數字化形式實現了回歸。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圖書館和全國各級圖書館及相關學術單位、出版機構一直致力於開展海外中華古籍的調查、回歸、整理、出版等工作。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展以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協同社會各界,不遺餘力地促進海外中華古籍調查和數字化合作,對於完善我國古籍存藏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林世田這樣説。

  愛書護書,全民參與

  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任繼愈的兩封信,同時在展覽中展出。一封寫于1982年,另一封寫于2003年,時隔21年,內容均與古籍保護有關。

  “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到曲阜孔府查閱有關檔案,收穫不少。根據見聞,提出關於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檔案的建議四條(見另紙)。”在1982年寫給中央領導的這封信中,任繼愈提出了採用縮微技術搶救珍貴歷史文獻的建議,得到有關部門大力支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隨之成立。因為安全性強、穩定性好,縮微技術至今仍然是保存文獻的重要手段,全國已有超過15萬種珍貴典籍被拍攝為縮微膠捲。

  2003年的那封信,是寫給大眾的一封倡議書,事關珍貴典籍修復認捐活動。信中説:“從今年開始,國家圖書館開展‘全民參與,共護國寶’的活動,不是因為國家撥款少了,而是國家圖書館希望把祖國珍貴典籍和我們每個人的距離拉近,讓每位國民都有機會直接參與保護中華歷史典籍的工作……國家圖書館還將定期舉辦修復展覽,將修復好的珍貴文獻向大眾進行展示,以教育我們的後代共同關心我們祖先創造的珍貴文化遺産。”僅兩個多小時,這次活動就完成了認捐計劃。

  古籍保護,始終牽動著公眾的心。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會長劉惠平介紹,自2015年以來,全國145所高校近千名大學生志願者參與了該協會組織的“中華古籍普查文化志願服務行動”,深入全國19個省份的216家基層古籍公藏單位,完成了146萬冊(件)古籍普查登記。

  林世田給出了另一組數字: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全國已有2315家收藏單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記,全國古籍修復人員從不足百人發展到近千人。

  這些經過普查、修復的典籍,是政府主導下全民共同參與的成果,它們正在以各種方式向公眾進行展示,發揮其教育的作用,就像任繼愈十多年前所承諾的那樣。

  “了不起,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展場中,時而傳出這樣的讚嘆,或許是在讚嘆古人,或許也是在讚嘆今人。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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