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發掘一段隱秘的臺灣史

　　臺灣人藍博洲用近30年做了一件事:尋找和記錄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最開始,這是一挺危險的差事。1987年,臺灣尚未解除“戒嚴”,他突破禁忌,第一個報道了當年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故事,一時引起轟動。今年,他又出版了新作《臺共黨人的悲歌》,描寫的是另一批受害者——只是往事不復禁忌,關心的人也變得稀少了。他成了一個孤獨的寫作者。

　　而在這之間的半生時間,藍博洲從沒個正經工作,只全心全意撲在挖掘往事上。為了能鉚著這個選題寫,他選擇當一個自由作家,“有自由,沒薪水”,開著21歲“高齡”的破車跑遍全臺灣,找出那些三緘其口幾十年的老人,寫下他們藏在心裏、連親生兒女也不告訴的故事。

　　“嚴格來講,臺灣只有我一個人在寫這些。”他篤定地説。

　　也只有在他筆下,我們能讀到這樣的故事:曾經有過那麼一個時代,有過那麼一批不甘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臺灣青年,他們有人冒著戰火“尋找祖國三千里”,從臺灣一路走到丹東;有人在光復後,聽到廣播裏用普通話説一句“親愛的臺灣同胞”,就開始流淚;也有人帶著自己的新婚妻子,沒門沒路地,跑到大陸去要求支援抗日……

　　而這些青年大都在上世紀50年代初因為思想左傾、反抗政府被捕入獄,在臺灣遭到槍決。

　　自一次偶然的機緣闖進這片記憶荒漠,藍博洲就沒再停下過追尋與寫作。

　　寫著寫著,他從一個滿臉大鬍子小夥兒變成鬍子花白的老頭。一直都沒有錢也沒有房,一直都在各處走訪,一直到把那個時代被湮沒、被消滅的人和事,一點點都摳出來。

　　有人評價,虧得有了他,那些關於熱血與青春的故事,從未講完。

　　藍博洲的《臺共黨人的悲歌》,歷經了20多年的采寫。1993年,他曾去祭掃書中主角張志忠夫婦與兒子的墳墓,只見到一片荒蕪。甚至關於這兩位重要歷史人物的資料,也少得可憐。而這樣的情形,幾乎發生在他所知道的每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身上。

　　“那是整整一代被消滅的歷史”,藍博洲説。

　　他筆下最有名的人物,是基隆中學前校長鐘浩東。他就是那個沒門沒路帶著妻子赴大陸抗日的熱血青年。1950年,鐘浩東被國民政府槍決,主要罪行是和老師們偷偷辦報。

　　“你知道我們當時是怎麼讀魯迅的嗎?”藍博洲後來不得不對大陸的年輕人解釋當時的環境,“1983年,我大學三年級,有一天傍晚一個同學弄到一本《吶喊》,他借給我,要求第二天早上8點一定要還,我一個晚上用手抄完。我們是這樣讀魯迅的。”

　　他們那一代人,在學校裏寫作文,不管是什麼題目,結尾總大同小異:“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苦難的大陸同胞!”

　　太多的往事被掩蓋了。尋找白色恐怖受難者,是藍博洲在《人間》雜誌當記者時接受的第一項任務。他找到當年一位社會運動領袖的遺孀,兩個人約在難友家見面,也不敢錄音,老太太説一點,他記一點。

　　那是一個出身臺北富裕家庭的革命青年,約會時會帶著女朋友一起去為酒家裏的姑娘義務治療梅毒。在日據時代,他因反抗殖民統治而被打斷5根肋骨,投入獄中,光復後,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獨佔,他又憤起抗議。

　　連他的父親也不諒解:“我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麼就會生出你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

　　“但您保守、馴服,只顧慮到自己的身家安危與榮華富貴,看不到人民被強權出賣的痛苦!”

　　這位臺大醫院醫生在1950年被槍決,時年32歲。

　　老人告訴藍博洲,臨刑前一天,丈夫在監獄裏偷偷給自己遞了一封遺書:

　　“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這段往事讓當年的藍博洲感到“無以名狀的震撼”:臺灣竟然還有過這樣的人?

　　“像這樣的人,在現代社會已經沒有了。”説到這兒,藍博洲又強調了一遍,“不管他政治上主張什麼。”

　　在27年前,聽著這樣的故事,剛開始工作的他突然就覺得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

　　藍博洲出生在臺灣中部一個客家工人家庭,是家裏的第八個小孩。15歲就立志要當一個小説家,結果,被這些熱血青年的故事一揪,寫了半輩子的非虛構作品。

　　他形容自己年輕時候“一直苦惱‘人生活著是為了什麼’‘人的一生要怎麼活才有意義’”,可是“一直想不通”,也就“沒有對生命有太多積極性”。

　　但在聽完了第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平之後,他覺得人生一下踏實了下來:“我告訴自己,那我這輩子,就用來寫這些人吧……把這些人的故事,都找出來。”

　　他最初的挑戰是政治禁忌。1987年,藍博洲的第一篇非虛構報道《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在臺灣《人間》雜誌上刊出,一時引起轟動。藍博洲後來聽説,報道發表後,臺灣當局怕直接封了雜誌影響太大,悄悄收購了大量雜誌,以求減輕文章的社會影響。

　　“十六七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很多年後,臺灣導演侯孝賢在為藍博洲撰寫序言中時回憶,“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後來在電影《悲情城市》裏,梁朝偉所飾演的角色在監獄中看著他的朋友們一一被帶去槍決,這些年輕人臨走時所唱的日文歌,正是現實中鐘浩東在面臨槍決時所唱的: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寫完《美好的世紀》,藍博洲從雜誌社辭職,專心投入到尋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工作中。

　　在臺北郊外、不通電話的家裏,藍博洲過起了“跟外界不大聯絡”的生活。他開始撰寫基隆中學前校長鐘浩東的故事。為此,他開著自己的二手破車跑遍了臺灣南北,找到了鐘浩東在基隆中學的同事,和他的遺孀蔣碧玉,與他們一一聊過。

　　他忘不了自己當年硬著頭皮問她鐘浩東遇難的細節。老太太説著就哽咽了,回屋拿出一封丈夫的遺書。

　　遺書是三頁十行字的信,每一行字都清清楚楚的,唯有第二頁的第一行字有一些塗改。

　　那一句是鐘浩東隱晦地對妻子透露自己的最終結局。“我一下就明白鐘浩東當時面臨的情境了。”藍博洲説,“他不能明講,否則書信無法通過官方審查被寄出來。那一刻他心裏有的波動,幾十年後我還是能看到。”

　　“你想想,這些東西,我如果去寫小説,怎麼想得出來?這些革命者那麼生活化的細節,這樣的故事,為什麼年輕人會不感興趣呢?”

　　後來的日子裏,藍博洲習慣了四處漂泊的生活。他尋找當事人的腳步,也會走到臺灣島外,一路延伸到福州,延伸到雲貴高原、長征路上。他認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也越來越多,“就像當年特務抓人一樣,循線進入”,多聽一個故事,也許就又認識了一群人。

　　同時,他在臺灣的家,也一直在搬來搬去——有時是監獄後的草屋,有時是山坳裏的鐵皮屋,直到兒女長大,才重新搬回了臺北。

　　藍博洲在大陸的朋友、《民族文學》雜誌主編石一寧説起來還覺得挺稀奇:“聽説他在臺北,因為租房住,還是年年搬家。”

　　石一寧讀過藍博洲的所有作品,他覺得這位“臺灣報告文學創作最有成就的作家”,和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差不多那樣的熱血青年”。

　　這些年,藍博洲寫了20多本與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有關的書,許多書中人物都是當年的地下共産黨員。時光荏苒,如今,政治不再是禁忌,但民眾也不再對這些書抱有從前的興趣。

　　“我的書賣得不好,可每次總有一些獨派的教授來研究,指導他們的研究生來挑我書裏的小錯誤。”説起來,藍博洲還有點忍不住笑,那些學生後來很不好意思地對他説:看了書,被歷史感動了。還好,“還沒有説看了書反而去認同他們老師的思路的”。

　　藍博洲寫起故事來,筆調幾乎不帶感情,只是將當事人的回憶、舊的文獻檔案一一擺出來,呈現出時代的面貌,哪怕回憶中有矛盾的地方也並不回避。

　　“我希望你進來讀,讀了以後能産生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看到一個標簽就全部否定……這也是上一代人希望用他們的犧牲換來的,他們沒有説,這一定對,只是當時他們的認識之中,沒有比這些更合乎真理的。只能説,現在那些墮落的人,實在對不起這些犧牲的人了。”

　　這麼多年過去,讀到筆下那些熱血青年面臨死亡的段落,藍博洲還是會感到難過。

　　郭琇琮的遺孀最初一直以為藍博洲是特務:連她兒子都不感興趣的過去,怎麼會有這麼年輕的人主動來追問呢?

　　儘管如此,當藍博洲找到府來時,她已下定決心要講出丈夫不為人知的一生——哪怕是對著一個特務。那一年,郭夫人已經年過七旬,她覺得這也許是自己最後能向人講述丈夫生平的機會了。

　　好多次,藍博洲也會覺得“要不寫完這個故事就算了”,但是往往出門和素不相識的老頭老太太一通聊下來,又改了主意。

　　他覺得“一路上很充實”:“那些活著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們一生中從來沒有告訴過第二個人的故事,願意告訴你,人生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幸福的呢?”

　　因此,藍博洲相信自己的寫作自有意義:如果他不去找到這些老人,那後人如果想了解當年發生了什麼,不是只能翻看國民黨的官方檔案?

　　而面對曲解歷史的人,這些口述實錄是比研究論文更有力的反駁。

　　他希望自己的書能讓臺灣的年輕人更有歷史感,又或者能讓大陸的年輕人理解臺灣:看到這一百多年來臺灣人的迷茫、掙扎與不斷尋找出路。

　　“所以我不會因為這些書不受重視、被排擠、寫了賺不到錢,或者不能在主流媒體發表,就感到挫敗。只要能在一些地方發表,換取些稿費,讓我繼續做下去,就可以了。”藍博洲説,“我很清楚我所做的事情的意義。”

　　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藍博洲重走了一段長征路,參觀了貴州的遵義會議會址,為他的下一本書做準備。説起過往的事情來,他挺平靜,也挺樂呵。只有一個消息讓他小小激動了一下:北京友人傳來資訊,説《臺共黨人的悲歌》現在成了暢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