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以前都是國際公司,都在香港,所有的director(製作人)都是香港人。這個到今天也是這樣子。今天80%~90%的唱片公司的老闆或者做執行人的頭,沒有一個是製作出身的,要不然就是財務或市場出身的。以前我們製作人出發,都會説這首歌想要傳達的情感是什麼,我有一個partner叫張培仁,他非常知道李宗盛想要講什麼,如果我李宗盛有十分,那麼張培仁就佔五分,我會和他説,這個報紙怎麼做MV怎麼拍什麼什麼。
可是當marketing起來以後,他們倒過來跟你説,你照著這個reference,照這個做,電視劇主題曲已經談好了,什麼什麼的。這樣倒過來,有成功的,但它變得更糟了,所以沒有人在講這個歌的情感,大家都是在操縱這個東西,變成非常生意的事情。於是後來到目前為止,唱片公司都快挂掉了,連滾石都奄奄一息了,所以到現在唱片公司只能搭臺,不能唱戲,臺都是湖南衛視、江蘇衛視,來來來你來當評審,你要這樣演,要有戲。
唱片公司不行的時候,製作公司起來了,獨立音樂開始有出路了。我記得當時我在做滾石副總的時候,有一年我們賺了四十幾億新台幣,我一年捐了二十幾萬尾牙的獎金。到現在,唱片公司力量非常小,獨立公司開始出來,不過這也是一個好事情,使得審美不再單一。老實講,以前……比如你把給李宗盛寫文案的職業寫手挖出來,不會超過十個人,這十個人決定了你們對唱片的理解,因為你們是我們調教的,你習慣是這樣的。這就是每個時代不一樣。
有些事情我記憶非常深刻,那時候國際巨星辦演唱會都不去臺北,就來香港,我就去看,買個票,看惠特妮·休斯頓。然後我前面兩個人説,怎麼就只有唱唱歌,怎麼看啊!香港就是這邊舞臺升起來,那邊降下去,換一套又一套衣服,所以這個不符合香港審美,紅館是看“秀”的,每個artist都上山下海的,現在artist真辛苦哦,這些只是一個show,不是concert。那時候我們看香港show,自卑感很重,哇換那麼多衣服,很貴唉。其實對音樂的渴望大家都有,但你不能一直説喂它爛東西。你發現一些很cheap很爛大街的歌有一天也突然爆紅,你會想,原來這個也能賺錢,這樣也行哦,那我也這樣搞吧。
我一直在想,作為一個音樂人,你的identity是什麼,我從小聽很多音樂,我在這個行業35年,我能夠為我們的音樂人,至少開始做一些什麼。所以我很長時間都在聽世界音樂,它包容度比較大。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可是我知道我不要成為韓國。我的意思是説,因為這是一個娛樂産業,唱片公司專門有團隊負責生産讓年輕人拿著熒光棒尖叫的東西。我沒有説這是錯的,這是這個行業的運作方式,我們會生産無數這樣的東西給你,讓你的小孩考試不及格,或是去追星。那我就開始擔心,我做點什麼是意義的。
我覺得信心是很重要的,年輕時候我們都外求,我在想可能最後的解藥還是在我們的老祖宗文化當中。
我們每年都在音樂廳告訴西洋人,用歌舞、民樂,華人音樂是什麼樣子的。我開始去琢磨這些東西,這是我製作生涯中最有樂趣的一件事。因為我唱R&B老外不會理。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辦法搞點東西,搞點自己的東西,説,這個東西老外聽了一定蒙。因為我覺得每個年代,對自己的文化、遺産,有新的interpretation(解釋)是我的責任,我借由這個事情去了解心境,去增強自己的信心,使我覺得在世界音樂舞臺上不必和他們一樣,我有我自己的identity。
《山丘》是我寫給老爺們兒的。我常常覺得和我同齡的人,是被流行音樂惡意遺棄的人,可是這些人的確從年輕時候就聽小小鳥一路過來的。我為什麼還要寫這些歌,我要告訴他們,我很在乎他們我很感謝他們,你們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平行的,在某一點是有交匯的。那這些人,不管你事業有成無成,結幾次婚離幾次婚,我們生活當中總有一些事情,你要記得:小李是你哥們兒。我寫過一首歌叫《你們》,周華健唱的:只要歌還在唱著,我答應不會讓你覺得悶。李宗盛只要想寫歌。我也希望對得起我自己,我牛逼,我搞音樂。我以前在滾石時候常常講説:這是一個偉大的行業,每個人都看不起我們,覺得我們是小丑,一講到歌手一講到藝人,都用很cheap很不堪的文字來描述,對,我們在這個時代變成給別人消遣的,那我唯一能夠反擊的,就是他媽的我寫一個歌讓你哭。
(本文係李宗盛2013年8月17日在香港“讓世界聽見”講座選摘,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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