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眾人緬懷的人民公僕、幹部旗幟，同時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作為6個孩子的父親，他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夠養活一家老小嗎？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在支援他，免除家庭的後顧之憂……
焦裕祿，那些鮮為人知的背後故事，從身邊人口中娓娓道來。
高工資 無財産
上有2位老人，下有6個兒女，焦裕祿和所有男人一樣承擔著養家糊口的責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資幾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來源。
1962年始為蘭考縣委書記的焦裕祿，被定為14級幹部。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幹事的劉俊生回憶：“當時我是21級幹部，月工資51.5元，焦書記級別比較高，有130多元錢。”
在此之前，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數年。工友張興霖記得，焦裕祿工資有50多元錢，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過當時物價低，他們的生活相對寬裕。“工資低，物價也低啊，一斤豬肉才幾毛錢，早飯吃油條、喝粥也就幾分錢。”
無論在工廠還是當縣委書記，焦裕祿都算得上“高收入階層”，但焦家卻經常吃不飽飯。“計劃經濟時代要憑票購物，糧票是按照職務、工種配給的，當時工人分糧多，幹部糧食少。”焦裕祿任洛陽礦山機械廠一金工車間主任時的鄰居張泉生回憶，“我一個月有59斤糧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麼點糧食怎麼吃得飽啊！”他想給焦家點糧票，焦裕祿從來沒要過。
有錢買不到，餓肚子也就罷了，蹊蹺的是，如此高的工資，焦家卻沒有積蓄。焦裕祿回山東老家時，因為手頭拮據，竟沒能按家鄉風俗給初次見面的侄媳婦包個紅包。他去世後，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塊手錶，沒留下任何遺産。他的工資哪去了？
當年的蘭考縣葡萄架村大隊會計孫世忠回憶，焦裕祿曾連續3個月在此調研，每天都交一斤二兩的糧票和四毛錢作為伙食費。“好的時候能吃到饃，有時候就吃蘿蔔纓子、木薯幹。”跟隨焦裕祿下鄉的劉俊生説，“他交的伙食費只多不少，碰到農民家裏條件差的還會另給錢。”
原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人吳永富第5個孩子出生時家境困難，焦裕祿送去了10元錢；工人劉輔臣妻子生小孩後想喝點小米稀飯，焦裕祿把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類似的故事聽許多人講起，焦裕祿工資高卻一窮二白，這種怪賬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背後的女人
人們談起焦裕祿，卻往往忽略了他背後的女人——徐俊雅。當年愛唱歌的姑娘與能拉會唱的焦裕祿結緣，攜手走過蘭考治“三害”的艱苦歲月，更在離開焦裕祿的漫長後半生，以一個女性的堅韌撫育6個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們這個家，確實不容易，有時會看見她坐在那裏哭，但從沒聽她説過‘難’。”2005年，74歲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離後追隨焦裕祿而去，留在大兒子焦國慶記憶中的印像是“一輩子堅強”。
焦裕祿去世時，徐俊雅才三十齣頭，上有婆婆下有兒女，一貫清苦的家庭沒有任何財産。“父親去世前説，不能向組織伸手，遇到困難自己想辦法克服。所以母親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長女焦守鳳至今記得，焦家小院裏一年四季擺著破布和舊衣服，母親漿洗後就著油燈納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一個書香門第。18歲那年，她循著焦裕祿二胡的旋律來到那個濃眉大眼的年輕人身邊，從此琴瑟相調，成為“榜樣”的堅實後盾和溫暖港灣。
“家裏一切事由母親管理，父親很少在家，沒時間管我們。”在焦國慶印象中，他們見不到父親很坦然，但一會兒看不見母親就到處找。作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是連條手絹也不捨得讓焦裕祿洗的體貼，是寒冬裏把他的衣服放在兩層被子中間焐熱的溫暖。經常不著家的焦裕祿，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愛的二胡，悠悠琴聲成為子女們對溫馨家庭的長久惦念。
“父親最喜歡一家團聚，只要在家就陪我們玩，講笑話甚至打牌，他走後家裏很多年都沒有鞭炮聲。”女兒焦守軍對母親的失落印象很深，“過年時她總是一邊包餃子一邊默默流淚，然後在床上躺一整天。”
幾十年來，徐俊雅忍受著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祿的品德和家風一點一滴傳遞給兒女。尤其是對做過縣委書記的兒子焦躍進，她最常説的一句話是，“你幹得好，別人説你是焦裕祿的孩子，你幹不好，別人也不會説你是徐俊雅的孩子。”
偷拍的照片
身披上衣、雙手叉腰、眼望遠方，這是焦裕祿照片中流傳最廣的一張，還曾印上郵票。如此充滿意境的畫面，竟是偷拍下來的。
作為全國最知名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留下來的照片非常少，以至於在蘭考的焦裕祿紀念館內，很多場景只能靠繪畫和雕塑再現。
“我給群眾拍照片上千張，但給焦裕祿拍的只有4張，其中3張還是偷拍的。”焦裕祿在蘭考的一年多時間裏，劉俊生經常跟隨下鄉。如今已80歲高齡的他，講起照片背後的故事仍興致盎然。
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祿到老韓陵檢查生産，在紅薯地跟農民一塊揮起了鋤頭。“這又激起我給他拍照片的念頭，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轉向另一側，把鏡頭對準他，偷拍了一張他鋤地的照片。”劉俊生説，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祿不是把身子躲開，就是搖搖頭、擺擺手。
隨後，劉俊生又透過人群的縫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長勢的鏡頭。當天午飯後，焦裕祿繼續到胡集大隊查看泡桐生長狀況。時隔50餘年，劉俊生對當時的情景依然記憶深刻。
“焦裕祿把自行車往路邊一放，説‘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後，這裡就會變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麼興奮喜悅，就掏出相機，當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樹旁時，又偷拍了一張。”
這就是那張傳播最廣的照片，焦裕祿身後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
一同下鄉的幹部向焦裕祿建議合個影，焦裕祿説：“咱照相有啥用？”劉俊生趁機問出長久以來憋在肚子裏的問題：“焦書記，每次下鄉你都告訴我帶上照相機，為什麼不讓我給你照相呢？”“我是讓你多給群眾拍些照片，這對他們是鼓舞，又很有意義！你不要想著跑前跑後給領導拍照片！”
幾十年來，一想起焦裕祿，這番對話就盤旋在劉俊生心頭。“焦裕祿在蘭考有很多感人的鏡頭，我卻沒有拍下來，這是一個通訊幹事的失職。”劉俊生至今仍為此感到深深的遺憾。(記者雙瑞、宋曉東、李亞楠)
[責任編輯：楊永青]
“我是不會放棄（奧運會）的。”4年前在最後時刻落選奧運會，讓女子舉重69公斤級選手向艷梅失落許久，卻沒有讓她就此消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