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國再出個諾獎作家 我就可以退休了

　　“昨天，作家王安憶做客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對話老朋友莫言。在這場名為“小説的生活”講座中，王安憶回顧了上世紀50年代這批人的創作經歷。她認為，相比于西方作家，中國當代作家缺乏創作技巧，即使情感和材料再豐富，也會消耗得很快。

　　談到得獎後無法安心創作的困惑，莫言坦言，獲得諾獎對創作確實有影響，“寫作帶來的困惑，還是用寫作來解決吧。”隨後他放言：“我希望將來中國儘快再出現一個獲諾獎的作家，我就退休了。”

　　□老友寒暄

　　握握她的手就知道多勤奮了

　　昨天下午，當兩位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王安憶、莫言來到北師大的一個階梯教室時，現場學生送上了熱烈掌聲。“王安憶的到來，給有點霧霾的北京，帶來了光明。”莫言幽默的開場白之後，向在場學生介紹了他與這位文壇好友的一些瑣事。

　　在莫言眼中，王安憶是個有主見又有定力的女人，“1987年，我們一起去德國訪問，有一個細節。我們一起在遊樂場坐過山車，是並排坐著，我一個男人嚇得大聲尖叫，她卻一點都不害怕，那時就覺得她定力真好。幾年後在首都機場，我們的機票發生了狀況，我一直埋怨機場方面，而王安憶卻提醒我關鍵是下面怎麼辦，她是那種能夠抓住關鍵、要害的人。”

　　面對莫言的寒暄，王安憶則自謙道：“我自認是一位沒有才華，卻很勤勞的作家，這些年為什麼沒有中斷寫作，是因為我還能在寫作裏得到樂趣。”對於王安憶的勤勞，莫言笑言：“她是既有才華又勤奮，你們要是有機會握握她的手，就知道她有多勤奮了，手特別的硬，就像是毛毯廠的女工，都是長時間寫作磨出來的。”對莫言這段生動的講述，現場學生報以笑聲。

　　□主題對話

　　作家面臨“職業寫作”課題

　　當天王安憶主講的題目是“小説的生活”，莫言坐在一旁甘當綠葉。生於1954年的王安憶，回顧自己這代人的創作經歷，她覺得很幸運，“我們很慶倖是在一個比較長且安定的時期裏寫作。我們的前輩作家，他們老是被打斷，一會兒救亡，一會兒是建國。”

　　在王安憶看來，莫言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證明了中國有一個持續的寫作群體存在，“諾貝爾獎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一篇作品很棒就行了，而是要持續地寫作。”但是這一代作家群體，有很多卻沒有繼續從事寫作，王安憶感慨：“這批人不能夠簡單地用才華不夠、江郎才盡來形容。50後作家，包括60後，他們的才華要遠遠超過現在70、80、90後的作家。”

　　王安憶認為，很多人創作力的枯竭是因為面臨“職業寫作”這一新課題時，都沒有做好準備。隨後，王安憶列舉了西方的一些類型小説及戲劇作品，比如《十二個人》就特別重視寫作技巧、情節的展開、節奏的把握。相比之下，包括50後這代人在內大多數中國當代作家，都缺乏創作技巧，“我們消耗材料消耗得非常大，在西方小説裏，很小的一點東西，可以越滾越大，我們用材料很不節約。我們的材料、感情很豐富，就是消耗了大量的東西，這是寫作不能持久的原因。”

　　小説是符合邏輯的“空想”

　　談到對小説概念的理解，王安憶稱小説是空想的藝術，“寫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空想，但是不能脫離現實的邏輯。”她表示從白居易的《長恨歌》到洪升的《長生殿》，就是一個不斷空想、豐富的過程，“張愛玲説過，看楊玉環和唐明皇的故事就像是晚報上的本土新聞。洪升的《長恨歌》就愛把絕世佳話寫成了世俗的坊間傳聞，小説也是有非常世俗的一面。”王安憶認為，小説家一定是特別能編制謊言的人，要把空想的東西用大量世俗的細節支撐起來。

　　對於小説與現實的關係，王安憶認為，小説僅僅是反映現實生活的，一方面作家要描述一個非常現實的場景，另一方面也要從這個場景中掙脫出來，去創作一個生活中不存在的世界。坐在一旁的莫言表示，好小説應該是超越現實的，“我前段時間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電影，它的主題部分超過了現實，産生了很多象徵的意義，奇幻的意義，完全可以讓人不拘泥于生活，不拘泥于這個故事本身。”

　　莫言認為，中國的很多古典小説，像《西遊記》《聊齋志異》也都是超越當時社會現實的。“可能2000年的小説特別符合2000年的現實，到了2014年再來讀就感覺到已經落伍了。但好的小説、偉大的作品絕對不會這樣，它超越了時空。”

　　莫言《大風》應該進教科書

　　在對談中，王安憶和莫言對對方的作品如數家珍。相比對《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名作，王安憶稱莫言的小説《大風》最應該進教科書，“小説裏大量的環境描寫，實在太經典了，如果這篇小説進教科書，我會為它寫教案。”

　　王安憶還提到了自己特別喜歡莫言的另一部小説《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她覺得這部小説無論是情節的展開，還是人物一個接一個地出場，還有裏面挖地道的情節，都像極了武俠小説。隨後，王安憶即興發問：“這個問題我從來沒問過你，你平常是不是喜歡看武俠小説？”

　　莫言則笑著回應，確實有一段時間癡迷金庸的武俠小説，“1989年是我武俠小説集中閱讀的一個時期，我去朋友家吃飯，她老公是一個武俠小説迷，有全套的金庸小説。我就拿著大提包把金庸所有的書裝回去了。看了一個暑假，這一看，確實是很著迷，廢寢忘食。淩晨三點了，好像不睡覺也不對，睡一會兒睡不著再起來看。”對於挖地道的情節，莫言稱並非來自武俠小説，“其實在《水滸傳》裏就有挖地道的情節，宋朝皇帝為了跟李師師相會，就讓人挖了一條地道”。

　　□再談諾獎

　　寫作的困惑用寫作解決

　　對話中，莫言談到自己很佩服王安憶持久的寫作能力，“我的《蛙》獲得茅盾文學獎後，就沒有創作出像樣的長篇，而王安憶獲獎後，到現在已經寫了五六部小説。”在提問環節，京華時報記者問兩位嘉賓：“莫言是否已經從獲得諾獎後的困惑中走出來，開始創作小説了？王安憶對老友面臨的這種困惑，有沒有什麼建議？”

　　王安憶坦言，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壓力要比諾貝爾文學獎小得多，“諾獎後，我們經常在背後議論他，莫言也蠻苦的。我看最近《鏘鏘三人行》上閻連科還談到莫言，他説莫言過著非人的生活。我在政協會議上，也為他難過，他被那麼多記者圍追，一個人不能生活在暴露的地方。”在王安憶看來，莫言獲獎後的情況還是很不錯的，至少身體很健康，“人在巨大的榮譽底下感受的，恐怕他自己最清楚。他挺能扛的，要是換一個人不一定能扛得住。”

　　對此，莫言則坦承諾獎對創作確實有很大影響，他説：“焦慮、痛苦最終總是能克服的，渴望寫作確實是我目前最大的一個願望。我覺得寫作帶來的困惑，還是用寫作來解決吧。我會看淡這些，希望大家和媒體也要看淡。現在來看，我獲得諾獎的最大意義，就是證明中國有很多作家有了獲得諾獎的資格。”他隨後補充道，“王安憶得諾貝爾文學獎，爭議肯定比我小，我希望將來中國儘快再出現一個獲諾獎的作家，我就退休了。”

　　記者田超文/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