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為櫻花辯護：評《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

　　一年一度看櫻花

　　不多久，一年一度櫻花盛開的季節就要到來。櫻花在中、日兩國都是著名的觀賞花卉，在日本尤盛。每當櫻花即將盛開之際，日本各地都會在櫻樹種植的道路兩旁，用醒目的指示標記在地上劃分好場地，屆時供市民賞花之用。由於公共資源有限，使用全憑先來後到，在那些著名的賞櫻景點，花意最濃的枝頭底下，往往可見卷著鋪蓋被褥，地墊睡袋一應俱全的“佔位者”。他們或者是家族、好友輪流，或是由企業、社團委派，從櫻花含苞開始就來站崗，只為花朵綻放的那幾天，能和家人、好友、同事，在落英繽紛之中，和滿街席地的賞花人們一道，享受清酒美食，與自然融為一體。

　　然而，就是這日本詩人本居宣長所吟咏的“如果問什麼是寶島的大和心？那就是旭日中飄香的山櫻花！”給現代的東亞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記憶。“從明治時期開始，各界政府從視覺和概念上均把軍事行動和軍人的陣亡美學化了。櫻花的形象被大量利用……代表日本精神的櫻樹，在帝國擴張時期遍植它的殖民地，目的是把殖民地空間轉換為日本的空間。”“櫻花美學的動員在實施神風特攻隊行動時達到了高潮。粉紅色櫻花被畫在特攻隊戰機兩側的白色背景上，日語關於櫻花的各種詞語都被用來稱謂這支特種兵。”

　　櫻花作為一種美麗、爛漫的花朵，本是出於與世無爭的自然之物。卻因為頻頻出現于日本的軍徽、機身，無端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擴張的一部分，使東亞人民望見櫻花，或許會産生一種不快的記憶。這對櫻花本身是否稱得上一種公平？

《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 （美）大貫惠美子 著，石峰 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

　　櫻花是如何與日本軍國主義聯繫在一起，並被借用為日本對外軍事擴張的象徵？這裡有著怎麼樣曲折的過程？一位美國人類學家不願令其蒙受不白之冤，決定為櫻花一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人類學教授、日裔美國學者大貫惠美子在《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以下簡稱《櫻花》）中，為我們展現了櫻花與眾不同的身世。

大貫惠美子

　　從古至今話櫻花

　　“在古代日本最神聖的植物是稻米。稻穗居住著神的靈魂，體現為谷粒，因此稻米代表了農業生産力。櫻花的象徵等同於稻米。因為這樣的等同，所以也是維持生命能量的象徵。”大貫惠美子一開始就引用日本民俗學創始人柳田國男對稻米的敘述，把櫻花的地位提到和稻米等同的地位。

　　然而，這樣一種重要的櫻花，在日本早期文學、美學的範疇中是缺失的。通過對櫻花早期形象的討論發現，在日本早期詩集《萬葉集》收錄的四千五百十六首詩歌中，有四十七首出現了櫻花，而這只佔到所有詩歌總數的百分之一的櫻花詩“被男詩人當作愛情和婦女的象徵”。由此可見，“在這部詩集中櫻花並沒有佔據中心位置，主要是以荻和梅作為主題和隱喻”。櫻花僅僅作為婦女美麗的象徵，並不具有更超越的意義。

　　而且，櫻花甚至梅花在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還受到中國文化傳入的菊花文化的衝擊。“平安時期，中國的重陽節賞菊傳入日本。天皇在賞菊時，就用帶著露水的菊花的花心‘菊棉’擦拭身體”，與之相伴的，還有漢詩的朗誦。菊花在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徵含義，一直延續至今，無怪乎大貫惠美子的前輩魯思 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卻非櫻花）這組具有強烈對比的隱喻來概括了日本文化的核心。

魯思 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

　　按照大貫的考察，櫻花在日本的崛起，可以追溯到相對較晚的江戶時代。德川家的幕府將軍不但自己種植櫻樹，還建立了每年讓各地藩主前往江戶居住（據稱，為防止藩主在領地造反）的制度，使得藩主將各自領地的櫻花品種帶到都城栽種。這一舉措，使江戶一舉成為了“櫻花之國”，在當時“江戶百景”中，有“二十一個名勝因其櫻花的美麗而被選中。梅花僅出現四次”。從這以後，櫻花作為日本人的集體象徵，開始從自然景致，向文學表達，進一步向著精神層面逐步發展起來。而在此時，櫻花的主要含義，還僅僅是用櫻花盛開時，濃密滿枝頭的花朵，代表人們日常中所嚮往的旺盛的生命力、繁殖力，這種樸素的意象，尚未被後來更狹隘的觀念渲染。

　　可以看到，直到此時，櫻花作為一種日本常見的植物，雖然開始繁盛地種植遍野，但還缺少一個契機，將其提煉為一種具有特殊象徵含義的符號。而這個契機就來自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在他的主持下東京招魂社（後來的靖國神社）開始種植櫻花，“目的是讓美麗的櫻花去安慰那些陣亡的武士”，儘管“這個計劃並不包含鼓勵軍人犧牲自己的生命”。 東京招魂社建立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紀念在“壬辰戰爭”中，為了擊敗幕府軍隊而犧牲的維新派士兵。這與後來陸續移入神社供奉的日本歷次對外戰爭中的亡者有著本質區別，然而，當櫻花與這個戰爭龐然大物産生了交集，它的象徵含義也隨之向著更大，也更無序的方向延伸開去。

　　明治維新後，新制的日軍海軍、陸軍制服中都出現了櫻花。而軍人的陣亡，則被隱喻為櫻花的凋零。正如明治後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對櫻花與武士道所作的比擬，他談到“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而將軍人履行武士道的自殺，比喻成“‘剎那寂滅’的櫻花，在日本國民心裏象徵著格外美麗的死亡”。對此大貫認為，“在現代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中，最明顯的相似之處是櫻花結果之前飄落和年輕軍人結婚生子之前陣亡。兩者都被剝奪了生殖力”。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日本的靈魂》（1900）

　　“櫻花的象徵意義從象徵生命力的盛開的櫻花轉化到了象徵軍人陣亡的落櫻。”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這種象徵也隨著日本軍隊向外延伸。這或許是櫻花本身的含義在近代以來經歷的最大轉變，也最終造成了現代東亞社會對櫻花形成的最大誤解。

　　櫻花：一種發明的傳統？

　　為了檢驗大貫惠美子對櫻花形象變遷歷程的探索，我特地檢索了柳田國男關於日本歷史民俗的專著。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不但在日本早期文獻中，甚至近代日本收集的民俗故事中，都沒有見到櫻花的出現，連作為故事背景的線索也沒有找到。這不禁讓我懷疑起櫻花在日本的悠久歷史。同時對大貫早先出版的《作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時間的身份認同》一書的考察，也證明櫻花與稻米之間的象徵含義似乎並未構成明確的聯繫。

大貫惠美子：《作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時間的身份認同》

　　我忍不住查閱了有關植物分類的一些資料，不出意料地發現，櫻花的原産地是包括中國西南在內的喜馬拉雅山脈。而且，中國西南地區至今仍生長著數量最豐富的野生櫻花品種。儘管很難證明日本的櫻花品種是否源自中國，但唐代李德裕《鴛鴦篇》中的“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以及李商隱的《無題》中的“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或許表明，源自唐代中國的賞櫻傳統，也隨著日本遣唐使一道，進入了平安朝的日本。只是當時日本本土櫻花並未普及，難以形成如同賞菊一般的“共情”。

　　而直至江戶時代，由於幕府將軍偶然的推動，櫻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竟從百花叢中一枝獨起，成為都城江戶重要的自然景觀。隨著明治初期日本政局在西方文化迫近下急切發生的變化，日本社會急需重新審視自己的當下與傳統的關係。“那些親近政府的人對櫻花的意義有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認為其代表了封建日本，反之，另一些人則認為象徵了現代新日本。”各種勢力，都呼喚著一種能代表新的歷史階段，又與過去保持聯繫的紐帶。他們仿佛巧合般地從櫻花這一寬泛又具體的“能指”中，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

E. 霍布斯鮑姆，T. 蘭傑編：《傳統的發明》

　　正如《傳統的發明》中，牛津大學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對蘇格蘭男性穿著——傳統格子呢短裙所作的分析那樣，“現在被視為蘇格蘭古代傳統之一的蘇格蘭褶裙很可能從未存在過”，而只是出自十八世紀末蘇格蘭高地社會對愛爾蘭文化的反抗。在這一文化變革時刻，蘇格蘭知識分子精心創造了一個想像的凱爾特時期，為這一偉大傳統提供證據的，則是臨時創造出來的格子呢褶裙，還有風琴。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這種晚近出現的“古老”傳統，稱之為“傳統的發明”。

　　於是，櫻花，這一過去並未被賦予如此重任的植物，就在這一變革時刻，被各種妥協的力量創造了出來，成為了新渡戶稻造筆下一種全新的古老象徵：“櫻花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國民所喜愛的花，是我國國民性的象徵。”只不過，這個“自古”或許並不太古老。

1984年到2004年五千日元日本銀行券的新渡戶稻造。

　　歷史歸歷史，自然歸自然

　　櫻花，及其背後豐富的文化內涵，是不是一個類似的“傳統的發明”，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至少，我們從大貫惠美子這裡，並沒有找到更多有關櫻花的早期證據來證明其在日本的悠久歷史。正相反，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尋找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時，有意將自己過去來自中國傳統（比如賞菊）分割開來，尋求一種具有獨立性自我表徵的過程。或出於對本文化的崇敬之心，或純粹缺乏“他者的眼光”，大貫受困于櫻花的“自古”，失去了將其與當代路徑勾連的創造性視野。

　　不過，她在《櫻花》中所提供的五個“神風特攻隊”飛行員的事跡，卻從另一個層面揭示了櫻花游離于軍國主義之外的獨特一面。一個名叫林尹夫的神風特攻隊飛行員的詩歌顯示，“他的愛國主義與‘為天皇和國家捐軀’儀式形態毫無丁點關聯。他對落櫻的想像和靖國神社也同樣沒有關聯”。他從未用櫻花想像自己與日本侵略戰爭的聯繫，他只是一個被戰爭裹挾的可憐的大學生，在這場毫無希望也缺乏正義感的戰爭中，不幸地淪為了可悲的祭品。他唯一和櫻花相似的，就是用短暫的生命追隨了落櫻不染的純潔。

《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英文版

　　透過《櫻花》一書，大貫惠美子展現了她的寫作意圖，通過展現“國家如何通過操縱日本歷史悠久的櫻花的象徵意義來説服人們，為天皇‘如美麗的飄零的櫻花’那樣死去是一種榮耀”，來反思戰爭機器對普通日本民眾的傷害——人們並非情願淪為戰爭的犧牲品，而只是被某種帶有象徵色彩的意識形態所驅動。

　　當然，我們通過更多維度的視角（主要來自大貫本人提供的材料）可以發現，普通日本民眾本身對櫻花這一“發明的傳統”似乎保持了理性距離。他們未必被櫻花的絢爛遮蔽了雙目，盲目地投身於戰爭的狂熱，他們更多地只是無法自外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槍炮，捲入了歷史的車輪。將他們等同於落櫻般墜落的盲從者，未必是種公允。

　　遑論她的努力是否成功，大貫惠美子至少用本書為櫻花提供了一種辯護，將櫻花本身與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手段區分了開來。讓我們無論在中國公園，還是日本街頭、堤岸觀賞花團錦簇的櫻花時，看到更多的是自然之美。還櫻花一個天然無邪的同時，也用這種無邪照見我們的當下，始終對“發明的傳統”及其背後的脈絡，保持一種清醒與理智。（文/張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