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人》:從一個村莊透視中國鄉村問題
——評譚同學新書《雙面人:轉型鄉村中的人生、慾望與社會心態》
文/許金晶 獨立書評人,華文好書榜評委
【摘要】與返鄉筆記僅僅利用回鄉幾天時間,做蜻蜓點水般的觀察不同,《雙面人》通過紮實的田野調查與理論分析,從華南的村莊個案,來關照與反思整個中國鄉村問題的出路與答案。村裏的各階層人物如村幹部、企業家、知識分子、官員、普通農民等粉墨登場,從一個村莊裏能窺見中國農村在建國後六十多年裏的政治、社會和心態變遷。
春節前後,圍繞各種返鄉筆記産生的種種爭議,再次成為各大媒體的熱議話題。然而人們議論的,似乎只是不同階層的群體看待鄉村的方式,情懷派與“裝逼”派之間為此吵得不可開交,而真實的鄉村如今呈現出怎樣的面貌、生活在其中的村民有著怎樣的言行特徵與生活訴求等更應該被探討的問題,卻被擱置在一邊。
而要解答這些問題,僅僅利用回鄉假期幾天時間,做蜻蜓點水般的觀察,顯然是不夠的;只有引入歷史維度,從歷史長河的縱深視野進行觀察和研究,方能明白中國鄉村何以成為現在這般模樣的諸多緣由。譚同學的新著《雙面人》,正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正所謂“形式本身就是內容”,從《雙面人》所採取的獨特的章節結構中,就可以看出譚同學該項研究的創新性與宏大的學術野心。全書由文本、閱讀、反思這三部分組成。文本部分呈現的是譚的田野調查筆記;閱讀部分是圍繞這些調查素材所進行的學術分析與探討,這些分析更多基於社會學、人類學的層面展開;而反思部分,則是在之前的學術分析之上,進一步進行更具宏觀和精神層面的村民人生觀、歷史觀、自然觀的探討。這樣的結構,跟市面上通行的很多秉承民族志方法的人類學論著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説之前的論著採取夾敘夾議的形式,把田野調查素材跟相關理論分析交織在一起,是為了讓論著更具整體性和連貫性的話,那麼譚同學這種創新性的做法,自然也有其充足的理由。田野調查筆記近似于非虛構性的文學作品,其閱讀門檻是相對較低的。讓田野調查筆記在全書開頭獨立成篇,既增強了學術著作的通俗性,使其能夠面向更廣大的讀者,又把闡釋這些調查實錄的權利交給了讀者,使得作者隨後進行的理論分析,僅僅只是這些調查實錄的其中一種釋義,讓實錄意義製造的可能性更加豐富。
而文本部分的細分結構同樣是讓人耳目一新。在第一章概括了調查地——位處華南的程村的簡單情況之後,在接下來六章裏,譚同學分別為程村的六個代表人物來立傳,這些人物的身份各自對應為村幹部、企業家、知識分子、官員、普通農民和年輕後生,基本上涵蓋了程村各個階層和年齡段的居民。對於這些人物的寫法,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講的話,就是“個人生活史分析”;然而譚同學在具體寫作中,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中國古代著名史家司馬遷的紀傳體寫法。正如司馬遷的《史記》通過給各類歷史名人立傳,進而呈現出先秦漢初歷史波瀾壯闊的面貌一般,譚同學通過為程村的各類人群立傳,也為讀者展現出這座華南的普通村莊,在建國後六十多年裏的政治、社會變遷和社會心態的演化進程。
程村,宋理學大家程顥的後代居住在此
程村的主體居民都是北宋理學大家程顥的後代,耕讀持家、恪守人倫,是這樣一個大家族千百年來秉承的祖訓。然而建國之後,面對前三十年風起雲湧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以及後三十多年無處不在的商業文明和消費主義浪潮,程村的儒家傳統與倫理,早已經一點一滴地隨著時代的進程,緩慢發生嬗變,進而跟周邊的大社會格局融為一體。儘管如此,理學余脈的傳承與影響,仍然以各種頑強的方式,對程村的村民産生作用。身為老闆的程守義在多年花天酒地的享樂之後,轉而慨嘆物質享受的虛無,思考人生的意義;身為知識分子的程守德在政治控制鬆動之後,也重新開始熱心張羅宗族事務……如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儒家傳統的強大生命力與路徑依賴。
即便只有文本部分的內容,這本《雙面人》也已經憑藉譚同學流暢的敘事能力與生動的文筆,讓人感覺足夠精彩。而在隨後的閱讀部分,譚同學又為我們展現了他作為嚴肅學者的另一面。閱讀部分的四章,分別探討農工經濟、善惡政治、社會分合和信仰有無,基本上涵蓋了農村社會學研究的最重要的幾個主題。在每章的第一節,譚同學都進行了詳細而豐富的文獻綜述,其文獻量閱讀之大之廣,以及綜述的精煉性與邏輯性,都讓人印象深刻。基於文本部分紮實詳盡的田野調查素材,譚同學在閱讀部分,跟國內外涉及農村研究領域的眾多頂級學者展開了理論對話與探討。在探討過程中,他既能深刻領會這些學者的原意,又能緊密結合自己的調查素材,提出對於過往研究的補充或糾偏。比如在農工經濟部分,他既根據自己的實際調查,指出“農業增長主要源自産權明晰”的觀點的不切實際,又詳盡分析了程村的半工經濟跟消費主義之間親和力與張力並存的現實狀況。這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研究態度,不得不讓人讚賞。
《雙面人:轉型鄉村中的人生、慾望與社會心態》 譚同學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6年12月版
而到了反思部分,譚同學進一步展現了自己宏大的學術野心與真誠的家國情懷。儘管他所調查的僅僅只是華南的一個普通小村莊,但譚同學無時無刻不在以這個村莊的個案,來關照與反思整個中國鄉村問題的出路與答案。在社會學、人類學界,從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開始,圍繞單個村莊個案,能否指向中國鄉村這一整體狀況的爭議,一直持續不休。筆者在這裡,也無法就此給出清晰結論。但無論如何,在整個人文社科的學術體制已經日益細分化、瑣碎化的今天,譚同學的這部論著,還能呈現出如此宏大敘事的能力與野心,還能秉承中國先賢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情懷,這無論是從構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角度,還是從提升中國社科研究的原創性與視野角度來説,都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論著,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正是由於譚同學的框架和野心過於宏大,在這樣一本論著裏,他試圖囊括經濟、社會、生活、信仰、文化等中國鄉村的方方面面的研究主題,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自然而然會因為面面俱到而導致每個部分的深度有所欠缺。事實上,譚同學在閱讀和反思部分每一章的主題,都可以單獨寫成一部研究論著。
我們也期待譚同學圍繞這些主題,進一步推出更為專注和細化的作品。希望他在自己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道路上越走越遠!
2017.2.14晚作于竹林齋(文/許金晶 獨立書評人,華文好書榜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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