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是攻堅克難的系統工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品質、效率提升的方針，體現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需求和供給是經濟中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在於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經驗較豐富、較成熟的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緊或放鬆銀根、對總需求刺激或抑制實施“反週期”操作。被人們長期忽視的是供給管理，其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的結構性特徵十分明顯，理性掌握的難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首先，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説，人的需求是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徵，卻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使人類社會從以採集、狩獵來滿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狀態，一路走過以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為標誌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鍵的生産力和生産關係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在全球化時代，供給側以美國蘋果産品為代表的産出創新，可以在中國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出於對國內一些供給品魚龍混雜、品質無法保證的預期，中國遊客會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購買使家庭衛生設施升級換代的“馬桶蓋”。過去需求側總量視野內稱為動力來源的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演變出“結構化”的動力問題，但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充分展開，才真正形成了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在真實世界並非以完全競爭自動解決全部結構優化問題的情況下，政府便不得不處理引導結構優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制度供給”的複雜問題。

　　其次，從經濟調控實踐經驗説，政府如何合理實施供給側管理問題無法回避。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衝擊，美國當局以區別對待把握重點的措施先後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過程的決定性轉捩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寬鬆”實行貨幣政策的結構化運用，財政政策方面更是為優化結構而不遺餘力。

　　再次，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是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産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後勁。

　　所以，中央正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經濟理論與實踐得失的基礎上，在中國完成經濟、社會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問題導向下，形成了關於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明確要求。

　　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地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創新；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意義、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有益經驗而側重於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供給側改革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和追趕—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問題導向下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解放生産力的長期行為。十八大後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最終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新常態“新”已明朗，“常”未實現。面臨矛盾凸顯的挑戰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車之鑒的潛在威脅，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各國經驗都表明，供給側涉及的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和制度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項，在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準之前的過程中，較易表現出其支撐力和對發展的貢獻，但其後因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而轉向衰減，中國即如此——低廉勞動力比較優勢支援我們一路走來成為“世界工廠”；土地和自然資源開發中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形成物質利益驅動的生機勃勃的超常規發展；引進外資帶來技術和管理經驗啟動本土原始積累過程併發展到民間資本十分雄厚的今天。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新的問題卻接踵而來： 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徵地拆遷補償的綜合成本急劇抬高且頻頻引發矛盾衝突；常規投資普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為引領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後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科技第一生産力和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對衝下行因素、打造經濟發展“升級版”的主要“正能量”元動力。這樣的問題導向，亟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抑制、放鬆供給約束，包括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以適應統一市場建設要求，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産品多樣化而服務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實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依科研規律釋放科技創新潛力，配套化、實質性推進改革、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主要依靠優勝劣汰市場機制承受陣痛，淘汰落後、過剩産能，等等。雖然新階段供給側發力“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敢涉險灘，啃硬骨頭。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人不僅可以有技術層面的“後發優勢”，不僅可以消解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上的某些“後發劣勢”，還有望形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支援之下供給側偉大實踐的“先發優勢”，去如願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