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守之道：湖南當代政壇文學典論》：以文化建設促進思想、政治建設

　　作者感言：我寫《治守之道》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政權建設經歷了兩大階段：穩定和鞏固政權的階段，整頓吏治、力圖長治久安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新政權的穩定和鞏固，需要政治上的高度一統，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即便是鄧小平掌舵期間，也還明確要求地方各級“政治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期間政治運動頻繁，政治氛圍濃重，知識分子不能幹預政治，不敢講真話，是必然的。1957年由“幫助黨整風”而轉入“反右派鬥爭”給人的教訓太深刻了。但到了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後，政權建設進入“整頓吏治、力圖長治久安”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執政者需要人民監督、輿論監督，需要知識分子的智慧提供思想資源、理論依據和各種建設性意見。當下的知識分子，可以而且應該獨立思考、講真話，表現知識分子精神，否則就是失責失職。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以評論官場小說為入口，寫了《治守之道》近40萬字的一本書，意在助推吏治整頓，反腐倡廉、正本清源。

　　《治守之道》本質上仍然是一部文學評論與研究的著作。在寫作中，特別注重遵從文學評論的基本要求，主要在五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文學史眼光與求實品格。文學評論不能孤立地看待作家作品，不能捧殺罵殺，要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筆者把具體的研究對象，放置在整個社會大環境和文化語境中，縱觀文學發展的歷史流程，考察其歷史沿革、文學現狀，力避片面性、孤立性。中國的官場小說雖現身較晚，但官場文學，古已有之。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主要傳錄皇室、京官、地方大員和反叛者的生平事跡，攻伐韜略，權謀紛爭，是史著；其中不少篇章、片段，生動形象，融文學、歷史、政治于一爐，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算得上正宗的官場文學。清末第一波官場小說高潮之後，到近30年間才出現了第二波高潮。優秀的當代官場小說借仕途之榮衰，察世道之冷暖，考權政之得失，品人生之況味，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立意在于治道，早已超越清代官場小說對舊官僚的諷刺挖苦，進入到發掘人生智慧，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以文資政、文政協和的新階段。在藝術上，以紀實、審醜、個性追求為主要審美手段，成熟了官場小說這一文學品種。官員創作原是中國文學史、文化史的一個常態。自《尚書》“人求多聞，時惟建事”開始，到修《春秋》《資治通鑒》等種種史著，直到今日的官員業余創作，都在于明得失，存正道，垂鑒戒于後世。一部中國文學史，幾乎就是一部中國官員的寫作史，一部官員的文化活動史。官員創作水平的高低，是中國國家文化水準、民族文化素質高低的計量器。這類不依傍他人，不承襲舊論，不追隨流俗的唯實唯真的見解，無半點臆想的成分，或以事實為依據，或以理論分析作保證。比如“優秀的官場小說廣受歡迎”這個判斷本是無需證明的，可我還是列舉了三個層面的事實：上層有江澤民推薦《抉擇》參評茅盾文學獎、王岐山向北京市幹部推薦閱讀《大清相國》；中層有中紀委官網向全國官員推薦閱讀《曾國藩》，《領導科學》雜志開專欄介紹優秀官場小說；基層則用湖南省圖書館統計數字證明——2014年上半年，該館外借圖書冊次中官場小說借閱遠遠高出于其他圖書。其他如“當代官場小說具有絕版性和不可復制性”“當代官場小說的高潮當下已經過去”等論斷，都有充分的證據。獨立思考、唯真唯實、實事求是，乃一切科學研究的生命，擁有它做出的結論才符合人民的公斷、歷史的定論。這也是拙著首先追求的學術品格。

　　二是挖掘當代官場小說的思想靈魂和審美屬性，為官場小說正名、定位。由于種種原因，當代官場小說市場走紅卻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有點“妾身未分明”的尷尬。凡優秀的官場小說，都擁有“反腐倡廉、高揚人間正氣”的思想靈魂，大多從國家治理、官員執政的角度進入。作家滿懷愛國愛民的熱情、憂國憂民的思緒、為國獻策的赤子之心，飽和著自身的人生閱歷和工作體驗。一部優秀的官場小說，是反腐的利劍、社會的檔案、治國的策論。《治守之道》正是沿著作家的創作路徑，從為政之本、為官之道進入政壇文學的研究評論。書名取自本人所撰昭陽公園聯：“情係萬家，為官宜廉宜讓宜蹈厲奮發而民有安居之樂；理歸一宗，治守興本興末興科學文化則國無鼙鼓之憂。”書名《治守之道》標舉出了全書之靈魂——政之大本，在于刑賞，國之大本，在于民生，官之大本，在于明道，官道之本，在于清廉。居官當持清廉，興國不廢刑典，古今一也。這一訴求與習近平總書記 “要繼續全面加強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係，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要求高度吻合。同時，詳細分析了官場小說紀實、審醜、形神合一、個性化、重氛圍營造等非通俗文學特性，論定官場小說是一個新的成熟的文學品種。當然，官場小說和官員創作中濫竽充數的贗品、次品，不入流的庸俗卑劣的文字垃圾也不少，拙著做了嚴正的批判且力主剔除之。

　　三是努力追求學理性。唯真、唯實、唯理，是一部學術著作生命力久長的基礎，也是它生命力強弱的決定因素。所謂學理性就是充分地說理與科學的界定，從而把習以為常的普通事物提到理性的層面來認識。比如，“官場小說”這個經常挂在人們嘴巴上的名詞，平時說說也就過去了，但在書中，筆者在多方面考證、比較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它的五大基本特徵：以權力運作為中心；官員為主人公；官、權、錢、色、位五素俱全；重在寫官場生態和官運沉浮；主要審美手段是審醜。這樣給定的官場小說的基本定義完備而準確，普通名詞就成了專用名稱，就擁有了學術問道的理論色彩。著作長于鋪陳，說理從容充分，論文追求獨具只眼，富有穿透力，兩者結合得好，學理性極強。一般說來，一部30多萬字的學術著作，整理出5、6篇論文發表就很不錯了。拙著80%以上的章節先後以30余篇論文的形式發表過，其間心血可見一斑。將單篇文章改寫成書稿，不僅僅是形式的變更，還會較原作更精深一點。論閻真的《因為女人》一文，原在《小說評論》發表時，只指出閻真反對波伏娃的女人命運“文明決定論”，主張“性別決定論”，改成書稿時，一語中的道明了閻真女性生命悲劇的基本邏輯：“女人生理上最在乎性，最容易成為性的奴隸；心理上很在乎權與錢，最容易被誘惑而成為權錢的奴隸。在權力和市場的雙重作用下，女子性淪落的天然悲劇不少。”顯然，改寫後的文字落到了實處，增強了穿透力。本人參與編撰過多部文學史著作，習慣于將作家作品放在斷代、類型、通史或地方文學史中準確定位，著力發掘出作家作品思想藝術的閃光點。對重點作家的評說不只限于官場書寫一項。用小說巨臂和文化之劍重開歷史、撥雲見日的唐浩明，以文資政、以政養文、文政兼和的市長作家譚仲池，以眼光和韻味折服群雄的領軍人物王躍文，從苗鄉風情到官場風雲，人稱機關小說第一人的肖仁福，劃時代書寫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閻真，以女性柔腸與硬漢精神在文學之路上愈行愈遠的余艷，都有所延伸、擴展，以顯示出重點作家的創作道路，把握他們多方面的成就，將文學史意義、美學價值融于一體。

　　第四，作為一部文學評論著作，特別注重作品本體、文學本位與本土性。由于市場經濟和浮躁情緒，文學評論界不看作品，望書生義、大而無當的感想式妄評一度盛行，不管三七二十一、罵倒一切的痛快淋漓的“酷評”也時而有之。這其實與魯迅倡導的科學的文學批評風氣背道而馳。文學批評“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就必須認真閱讀原著，在理解作品、尊重作品，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前提下發表批評家自己的意見。以作品為評論的對象、起點，以歷史的、美學的批評方法為主要手段，這才是作品本體、文學本位的科學的文學評論。拙著《治守之道》之所以定名為“典論”，就是因為所有批評文字都建立在作品本體和文學本位的基礎上，注重闡釋優秀的作家作品。本書評論的對象，全是湖南省作家近二十多年來的作品，本土性與同步性特徵非常明顯。在文學邊沿化、文學批評更被邊沿化的當今，光靠京津滬大腕批評家發現、扶植地方作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本土文學必須依靠本土批評家來關注。創作主張掘一口深井，評論家深入地同步研究一個省某一時段的重要作家作品，及時表達批評家的文學觀念、美學見解、政治理想和歷史思考，其意義與價值也不應囿于一時一地。

　　第五，由于評論的本土性，該書對湖湘文化的今日發展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湖湘文化既是歷史的地域的文化，也是發展的與傳統主流文化聯係緊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經世致用的文化。以往的湖湘文化，聚焦于政治與士子的關係，而今日的湖湘文化卻有了新的生長點，那就是政治與文化的關係。表現有二：其一，在社會主義文化由事業變成產業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文化實體，文化事業變成了文化實業，文化實業集結成文化產業，出現了許多文化實業家和文化活動家，理論上將突破文化傳播學，產生文化實業學，文化產業學。湖南700多部典籍的“湖湘文庫”的整理出版，為湖湘地域新的文化理論的誕生奉獻了堅實的歷史資料，文化實業家、活動家的個案經驗，為湖湘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鮮活的理論因子，成為湖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其二，以往文化從屬于政治，服從于政治，文化與政治、文化人與政治家之間矛盾很大，政權建設第二個階段以來出現了新的局面：以文資政、以政養文、文政協和。

　　做學問很清苦。金聖嘆詩雲：“前世未曾拜佛耶，今生被罰結文緣；烏龜王八全漲價，就是文章不值錢！”如今發表文學理論與評論文章，不少刊物不但不發稿費，反而明碼標價向作者收取版面費。本人退休多年，寫書撰文，既無意于稻粱之謀，更無關乎晉級、評職稱、獲高學位等種種現實事務。實乃目有所見，心有所思，情有所鐘，不吐不快而至。職此，《治守之道》這部文學評論著作，在論透文學本題的同時，又不拘泥于文學，用文化建設促進政治建設，進而促進社會經濟建設與思想建設，力求有益于治道。（龍長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