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該怎麼寫——讀《九十思問》

　　《九十思問》 張世英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張弘

　　人到老年，總會回顧自己一生的成敗得失，經歷的曲折坎坷。如年逾八十的齊邦媛以四年時間寫成《巨流河》（北京三聯書店），優美潤澤的文字之內，飽含著青春愛情的記憶，父輩長者的溫情，故國山河的憂思，以及中國近代的苦難。令人讀過之後，“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歷史學家黃仁宇的《黃河青山》（北京三聯書店），從作者早年的從軍經歷寫起，到壯年時期在美國打工、求學、任教，作者以“大歷史”觀檢討中國近代革命，統攝幾千年中國歷史進程。黃仁宇傳遞出脫胎于悠久文化的壯闊史觀，即便他對此文化不無批評之處。

　　再如“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北京三聯書店），作者的追求更高，鋻於“《黃河青山》似乎沒有文學抱負，《巨流河》似乎沒有史學抱負”，王鼎鈞先生把作品分成三級：初級是職業認可，中級是社會認可，高級是歷史認可，而他追求的是，“我在20世紀寫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紀的書單，必須升高到歷史認可。”作者的自我認知是，“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出版這四卷回憶錄，以前的寫作可視為跳高、跳遠前的暖身，以後的寫作是海浪撲向沙灘的回波。” 正因為此，王鼎鈞先生從1992年開始，耗時17年才陸續出齊他的回憶錄四部曲，而寫作的時間還要更長。嚴謹認真的史事核實，活靈活現的細節描寫，使得歷史的真實與文學的魅力完美結合。歷史學者王奇生如是評述：“回憶錄多種多樣，大人物的回憶錄難以見小，小人物的回憶錄難以見大；史學家的回憶錄常常重實不重文，而文學家的回憶錄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實。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大體兼得其長而避其短。”

　　王鼎鈞先生的目標，或許因為每個人知識背景的差異，以及寫作能力的區別而難以達到。那麼，對真實的追求就顯得尤其重要。能否真實地呈現自己彼時彼地所親歷的事實，以及自己當時真實的想法，是檢閱回憶錄價值的關鍵。例如，作家老鬼在《我的母親楊沫》（同心出版社）中，不為父母避諱，寫出了許多“家醜”，以及母親楊沫晚年篡改日記的史實。老鬼説，“我的寫作原則是可以犧牲一切卻不能犧牲真實。人物傳記尤其不能摻假，不能拔高，不能隱惡揚善……一個真實的楊沫，比虛假的楊沫能更久遠地活在人們心中。”正因如此，這本書出版後好評如潮，作者也達到了自己追求的寫作目標。此外，邵燕祥先生的《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作家出版社），真實的寫出了自己在1958年前的經歷。

　　湯一介先生的回憶錄《我們三代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全書以三個部分分別敘述了作者的祖父、父親，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經歷、人物關係、學術著述等內容，生動而深刻地展現出湯氏一門三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百年社會動蕩變遷中的政治命運和對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學術的傳承守望。湯一介的父親湯用彤先生是蜚聲中外的哲學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作者細緻地回顧了父親的人品、操守、個性，以及他作為一代國學大師的學問成就。對於自己，湯一介更以力持客觀、自我解剖的態度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學術生涯，將一生悲歡得失、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沉浮、始終孜孜以求的學術歷程等完整地呈現出來。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嘆！其中，湯先生對於自己參加“梁效”寫作組的過程如實披露，並且沉痛反思。這樣的回憶錄，既給人以歷史事件的呈現，又有思想的啟迪。

　　同樣給人思想啟迪的還有何兆武先生的回憶錄《上學記》（北京三聯書店），何先生説，“對我來説，平生讀書最美好的歲月只有兩度，一次是從初二到高一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聯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係，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廈門大學教授謝泳認為，“我以為想要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歷史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人，都應該看這本書。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體驗。我過去留意過西南聯大的歷史，也讀過相當一部分當時的歷史文獻，我以為何先生的回憶是真實的，特別是它所體現出的精神是真實的。”

　　同樣真實的，還有張世英先生的回憶錄《九十思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同樣畢業于西南聯大，張世英先生對賀麟、馮文潛、吳宓、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聞一多等師長的回憶，復活了西南聯大的精神面貌。呈現了幾代學者之間學術香火的延續。回憶錄怎麼寫？真實應為重中之重。它意味著，寫作者是否有勇氣坦率面對過去年月的自己，做出理性的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