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中聆聽現實的低吟淺唱

　　對觀眾來説，他們走進電影院，並不能在空中樓閣酣然入夢，也希望在影片中感受到現實世界真切的呼吸，聆聽普通人在生活中發出的吟唱或嘆息。近年來，中國電影中出現了一批具有現實質感、與時代主潮有深度互動的影片。這些影片未必都是對現實生活、社會環境的紀實性記錄，它們身處大數據時代，也要講求上座率、資金回報率。當然，相比于一些魔幻大片、重工業打造的視聽爽片而言，它們有著質樸清新的氣息，甚至爆發出磅薄而淩厲的情感力量，完成了對現實的多維表達，以及對時代的真誠觀照和雋永叩問。

　　浪漫化、英雄化突圍

　　任何情節得以發展都源於“衝突”，即人物與環境、他人或自己産生了矛盾、對立，進而在一種動態的猶豫、妥協、抗爭中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對於一些希望在影院體驗“白日夢”的觀眾來説，如果戲劇衝突不能在情節中有酣暢淋漓的解決，不能有大快人心的結局，情緒上的緊繃就無法得到一次痛快的釋放。近年來部分現實題材的影片，雖然想以一種嚴肅的立場來捕捉時代脈搏，反映觀眾的重大關切，但為了順應觀眾的觀影期待，也常常以一種浪漫化、英雄化的方式，為現實世界賦予一層夢幻色彩。

　　2018年的現象級電影《我不是藥神》，雖然貼近了現實，關注了那些被遮蔽的群體（白血病患者）、那些一度被忽略的社會現象，並通過一個小人物的努力撕破了灰暗現實的一角，衝破了法律藩籬的凜然之處，抵達了充滿人情味的道德至善；但是，影片在處理戲劇衝突時，大量用煽情代替敘事，用煽情潤滑情節鏈條，用煽情擠壓人物刻畫，導致人物動機的嬗變、人物心理的起伏都存在粗疏與潦草之處。

　　相似的問題也出現在《銀河補習班》中。影片的部分細節確實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啟發性，尤其關於如何做父親、如何定位教育的路徑與目標，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影片令觀眾難以入戲的地方在於，影片中的父親馬皓文過於完美，他類似一個擅長烹飪鮮美雞湯的廚師，似乎沒有什麼困難是一勺雞湯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奉上一碗。當影片用一種過於理想的方式解決衝突、用煽情的場景回避真實的社會矛盾，會削弱影片的現實衝擊力。

　　還有《一點就到家》，其喜劇片的定位，決定了影片不會對真實的農村生活、複雜的農民心理、艱辛的創業過程進行細緻描摹、深入揭示。影片在一種浪漫化、喜劇化的氛圍中，關注人與人之間觀念的差異，並在人物與環境之間強烈的不適應中製造笑料，卻有時無暇顧及基本的敘事邏輯。影片講述的更像一個關於創業的神話，常常為了回避現實矛盾而使情節發展過於順暢。

　　這些影片都涉及了當下的現實，這些題材不僅具有話題性，更能以不同的情感力度進入不同年齡層觀眾的內心，但這些電影踐行的仍是電影造夢的功能，情節起點雖是現實土壤滋生出來的挑戰，但解決的方式卻可能是浪漫化、英雄化的，甚至帶著喜劇化的輕盈和俏皮，迷戀高強度煽情的飽和轟炸，或者在一種人性的理想狀態中建構一個“童話世界”。當然，我們毫不懷疑這些影片的誠意，以藝術化的方式對現實作或深或淺的探詢，也是藝術對於現實的一種觀照。

　　戲劇化包裝和類型化改造

　　一些沉重艱辛的題材，有時可以在情感或道德的領域製造出熱點話題。這類影片的題材雖具有社會現實性，但創作者並不想對現實困境進行夢幻般的解決，而是努力挖掘其中的戲劇衝突，使影片更具情節和情感的張力，並借助特定的類型框架，對題材進行更具賣點的包裝，進而可以在市場上貼上更為明晰的標簽並招徠特定的受眾群體。

　　《過春天》《少年的你》都可以算是青春片，且都有“殘酷青春”的精神向度。《過春天》將觸須伸向“跨境學童”，《少年的你》則關注“校園霸淩”。影片將這些社會熱點問題進行了商業化的改造，在更為驚心動魄的情節氛圍中展現了青春成長的細膩與敏感、疼痛與茫然。

　　如果説，此前許多國産青春片都有懷舊和祭奠的意味，以成年人的視角，用不無感傷和甜蜜的情感立場回望青春歲月，《過春天》則強調一種當下的注視和對生活的切膚體驗，並通過一個獨特群體的精神突圍來完成現實關懷。《少年的你》則在酷烈的青春毀滅與憋悶的青春焦灼中，雜糅了偵破、驚悚的元素，將觀眾置於一個抽絲剝繭的案件偵破過程中，見證一場單純又熾熱的愛情，感受兩個少年決絕又剛烈的自我體認。

　　近年值得一提的現實題材影片還有《被光抓走的人》和《北方一片蒼茫》。這兩部影片雖然都有堅實的現實底色，但加入了科幻、魔幻的元素，頗有點“出於幻域，頓入人間”的意味。《被光抓走的人》的科幻設定作為情節的觸發機制，能夠巧妙地設置一種極端情境，以考驗情感和人性的真相，但影片野心過大，鋪開了多條線索，最後顯得把握失當，焦點不清。《北方一片蒼茫》更是因為女主人公的超能力使影片那種剛猛的現實感被消解。從市場行銷的角度來説，這兩部影片都體現了一種積極的藝術嘗試，使一個沉重苦澀的題材變得陌生，變得幽默，甚至變得妙趣橫生。對於現實，這些影片並未進行社會學的剖析，而是以類型化的包裝或雜糅，突出題材本身的現實感、戲劇化。它們雖然沒有提供現實處境的突圍路徑，但也沒有回避現實的殘酷與溫柔之處，甚至在苦難、痛苦中昇華了堅韌達觀的向上力量，在平靜關注和深情凝望中融入了溫情的撫慰和人道的關懷。

　　現實邏輯和生活規律

　　德國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所著《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一書，其核心觀點認為，電影的全部功能是記錄和揭示我們周圍的世界，而不是講述虛構的故事。他的結論是，只有拿著攝影機到現實生活中去發現和拍攝那些有典型性的偶然世界，才能拍出符合電影本性的影片。作為一種理論觀點，“物質現實的復原”有其合理性和進步性，但一旦推行到極致，就容易顯得機械刻板。事實上，創作者對於現實的照相式還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攝影機一架，其機位和高度就已經預設了創作者的情感立場，更不要説拍攝之前對於題材的選擇、拍攝之後對於素材的剪輯。但對於大多數紀錄片來説，它們至少在表面上努力隱去人為加工的痕跡，突出一種對原生態生活的靜態記錄。

　　《四個春天》《棒！少年》是近年比較重要的兩部紀錄片。它們的創作方式、旨趣有很明顯的差別，但都努力為觀眾展現那些日常性的悲歡、人生那些溫暖又沉重的渴望與掙扎。《四個春天》雖有製作上的粗糙和對日常性的無節制陶醉，但它“私人記錄”的特點，為觀眾鮮活呈現了一個普通家庭裏的瑣細快樂以及巨大悲傷。《棒！少年》對準的是一群家庭貧困的少年，他們希望借助棒球，為自己謀得人生出路。影片高明地選擇了兩個性格差異極大的少年作為主人公，展現了教練如何關心過分懂事的小雙、如何馴服過於桀驁的馬虎。雖然，《棒！少年》沒有為觀眾提供光明的結局，但少年為命運奮力一搏的堅定，少年在一個群體中找到自我定位的喜悅，令人動容。

　　近年還有一批影片，它們不是紀錄片，卻勝似紀錄片，如《過昭關》《平原上的夏洛克》《地久天長》《狗十三》《我的影子在奔跑》等。在這些影片中，創作者像是一位旁觀者，疏離地記錄生活中那些最平凡的個體，他們懷著各自的憧憬，經歷各自的苦痛與煎熬，完成人生的和解和成長。

　　2018年的《大象席地而坐》是這類影片中的典型個案。影片有著存在主義的底色，努力在現實的苦悶與頹喪中探詢人生的意義與希望。在編劇上體現出獨特的主題表達策略：將全部情節濃縮在一天內完成，使影片在看似鬆散的結構中又體現了內在的邏輯性，並完成了某種隱喻意味。長達4個小時的時長，幾乎全程自然光的拍攝方式，紀實性攝影風格的選擇，都以極致的方式詮釋了影片對“物質現實的復原”。並且，影片沒有因過分貼近現實而失去形而上的反思力度，而是在一種散漫、隨遇而安的狀態中將幾條情節線索進行精心編織，將人物命運進行映照與復調性呈現，豐富了主題表達的深度。

　　用“零度敘事”的方式來還原現實世界的種種不如意，表達對於“求不得”的一聲嘆息、與生活和解之後的釋然，並在散淡的敘事結構和紀實性的影像風格中製造一種現實搬演的錯覺，可以成為這類影片的藝術標簽。當然，創作者並不是真的對於現實沒有態度、沒有判斷，只是隱忍克制地放棄情感的直接表達而已。這種創作方式往往能打造出藝術精品，它們雖不會成為市場上耀眼的存在，卻可能因其藝術個性和藝術成就而熠熠發光。

　　用現實主義手法和態度創作的電影，需要關注真切的現實生活，找到這些凡俗庸常或者喧囂躁動的生活內部的矛盾與衝突，並對這些矛盾與衝突進行細膩、生動的描寫。至於生活的出路或者人物的命運方向，創作者並不能以救世主的姿態“指點迷津”，也不能以理想主義的情懷一廂情願地為人物安排美滿結局，而是必須遵循現實的邏輯和生活本身的規律，只要能讓觀眾心有慼慼，有一絲觸動與共鳴，有一刻頓悟與反省，電影的功能就已經完成了。

　　優秀的現實主義電影是時代的“良心”，是我們了解特定時代的生存面貌與社會人心、把握時代脈搏、探索人與時代關係的一個載體，是創作者以真誠的態度投入現實洪流中進行觀察與搏擊的舞臺，值得每一個創作者進行嘗試與開拓。

　　（作者：龔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