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紅色經典：大浪淘沙始到金

　　大浪淘沙始到金(品味紅色經典①)

　　開欄的話

　　今年，我們迎來中國共産黨百年誕辰。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一部部紅色文藝經典，刻印著一代又一代優秀中華兒女接續奮鬥、無私奉獻、不怕犧牲的先進事跡，刻印著百年大黨的夢想與追求、情懷與擔當。本版今日起開設“品味紅色經典”欄目，講述紅色經典的魅力，分享“我”與紅色經典的故事，還原記憶中的經典作品、經典形象，為奮鬥新征程凝聚精神力量。

　　“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萬眾一心！”

　　這首廣為傳唱的《工農兵聯合起來》，生動表現了20世紀20年代革命者的豪情，從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唱到了家喻戶曉的電影《大浪淘沙》。

　　我參加《大浪淘沙》拍攝是1963年。因為各種原因，電影一度停拍，直到1965年才完成拍攝，1977年同觀眾見面。

　　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反映大革命時期的電影，講了4個年輕人在革命大潮中追求、奮鬥和分化的故事：1925年，青年靳恭綬、顧達明、楊如寬，與在途中救起的逃婚的余宏奎，一同進了山東師範學校。在這裡，他們在共産黨員趙錦章老師的啟發教導下，開始接觸革命活動，並作出不同的人生選擇。在大革命的風口浪尖，有的人投身革命，有的人卻投降了敵人。影片中，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的黨員形象被生動地塑造出來，令人感動和難忘。

　　正如有評論提出的，《大浪淘沙》遵循現實主義原則，真實再現了大革命前後風雲變幻的歷史畫面。編導者讓主人公在複雜、險惡的環境中探索、追求、拼搏，在革命浪潮中接受歷史的篩選，並以不同結局表明：中國青年只有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大浪淘沙》根據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的革命回憶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編。影片拍攝前，我與時任上海市房管局黨委書記的朱道南已經相識。他是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老革命，親身經歷了“馬日事變”“廣州起義”。《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寫的就是他和戰友們早年參加革命的鬥爭經歷。

　　導演伊琳是我在東北電影製片廠的老戰友、老同事。他是我領悟電影藝術的啟蒙老師和入黨介紹人。他認為男主角靳恭綬無論外形還是性格都適合我來演，千方百計把我借調到珠江電影製片廠。

　　初稿劇本名為《在洪流中》，由伊琳聯合朱道南和于炳坤改編，打磨到第五稿後叫《革命洪流》。在改編中，伊琳獨闢蹊徑地以四兄弟結拜為引頭，與原來寫實的回憶錄主要情節出入很大。夏衍看過劇本後，建議以劇中幾個青年人的不同人生道路來明確片名，最後以“大浪淘沙始到金”為立意，定名為《大浪淘沙》。

　　來到珠影廠後，我按照伊琳導演的悉心指導，對塑造靳恭綬下了不少功夫。我拍這部戲時32歲，全部拍完35歲。按理説，跟劇中男主角實際的年齡差距不小。為了讓自己顯得年輕，我每天一大早起床，就圍著大院跑步，加強體能鍛鍊。有一次，拍了一整天戲，我們個個餓得頭昏眼花。扮演老大哥的簡瑞超，從河裏摸了很多魚，大家趕緊用臉盆裝起來，撿些雜草幹枝，架起來用火燉熟，才美美飽餐了一頓。

　　我們的外景拍攝去過長沙、濟南、青島、武漢等故事發生地。影片中收回英租界的戲，是在天津五大道拍攝的，因為實際的地方早已不是往昔模樣。這場戲場面很大，要求現場參加的群眾很多。天津有關方面特地批准封鎖了五大道的半條街，置景工人連夜佈置成當年的漢口江岸海關。除了群演，天津各文藝團體的許多演員都出了鏡。

　　在濟南拍戲時，有一場戲需要馬隊，濟南找不到，就從邊防部隊調來8匹軍馬實拍。經過導演的設定，再加上後期製作時鏡頭剪接的處理，似乎有數十匹馬出現一樣。我在濟南老火車站講演的虛化出場，就一兩個有效鏡頭，也是折騰了大半天。伊琳導演的要求實在嚴格。

　　到1964年9月，《大浪淘沙》的第一批樣片沖洗出來，開頭和結尾的部分外景都沒有拍。這時候，我突然雙眼看不見東西了！

　　那天正是拍“馬日事變”的戲。我背著史進扮演的受了傷的老師趙錦章，一層層逃過叛軍的嚴密追捕，來到一處廢棄倉庫。很快叛軍追殺過來，我趕忙打開窗戶，想拼死把趙錦章背出去，可窗口被一根根鐵條焊死了。

　　實拍的鐵條是用橡皮製作的道具，我必須做出很使勁的樣子。那時，在窗外的鏡頭正對著我，我繃著臉，咬著牙，鉚足力氣扭彎鐵條。只感覺，血往頭部一個勁兒地翻涌，我就兩眼冒金星，暈倒了。更糟糕的是，頭腦很清醒，知道大夥紛紛來扶我，卻什麼也看不見。

　　後來醫生説，這是連日勞累，又嚴重缺乏正常的營養供給而出現的眼盲，經過一段時間調養，可以恢復正常視力。臥床休息，短期內又不能拍戲，我們的拍攝只好延後。

　　細心的觀眾能夠發現，我在這部電影裏，不同的場景，甚至相同連貫的情節中，胖瘦明顯不一樣，就是反反覆復重新拍攝的緣故。感謝攝影師煞費苦心，用不同的機位和角度，盡可能地縮小差距。

　　《大浪淘沙》從改編、拍攝直到修改發行，可謂一波三折。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影片的拍攝和修改，陶鑄同志曾4次親臨指導。在有關領導的建議下，我們認識到，電影雖然是講述歷史，但故事片完全不同於紀錄片，一定要綜合，要取捨，要藝術加工，不必拘泥于歷史事件，電影藝術化才好看。

　　早在影片開拍時，劇組就以集體的名義寫信給陶鑄同志。我們這個戲，寫的是1925年的事情，而陶鑄同志參加過1927年的廣州起義。故事不一樣，年代大致相同，我們想請他講講早年參加革命的經歷。後來，陶鑄同志來到珠影廠，暢談了他當年參加革命的情況、廣州起義的親歷，還介紹了反映當時武裝鬥爭的回憶錄、中短篇小説及文章，建議大家抽空看看，提升塑造角色的水準。

　　1965年12月底，攝製組如期完成任務時，我已經回到北京。隨後就聽伊琳導演打來長途電話説，樣片長達兩個小時，多位領導一起到珠影廠看片。有領導提出，靳恭綬救趙錦章一段，“不要把我們的英雄人物寫成‘大力士’，可以改為用槍托砸窗戶，或者用其他的肢體動作來鋪墊”。聽伊琳導演講到這裡時，我不禁百感交集，為這種嚴謹的創作態度感動，也做好準備再赴珠影補拍。

　　對於這部戲，我是經過3年漫長的陪伴才終於完成，自然非常關注事情進展。後來，我得知周總理也看了樣片，並提出很細緻的修改意見。

　　也許是應驗了《大浪淘沙》的片名，這部戲反反覆復修改，我也十幾次來珠影補拍，最終成片一個半小時左右。1977年3月，歷經千錘百煉，《大浪淘沙》終於與觀眾見面！

　　有統計説，當年《大浪淘沙》的觀影人次有20億之多。人民日報刊登的觀眾評價説：“影片生動形象地告訴我們：大江東去浪淘沙，革命的洪流中也總是有人落荒，有人叛變。自然，也更有人迎風鬥浪，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勝利的彼岸……長河不止，浪花不滅，有著極其旺盛的生命力！大浪淘沙是歷史的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這是我們想傳達的理念。

　　(作者為電影藝術家，劉澍整理) 　

　　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