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音樂教頭李西安去世 認準音樂一途非走不可

　　新潮音樂教頭李西安上周去世

　　認準了音樂一途 非走不可

　　在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和中國電影界第五代導演群、文學界“先鋒派”作家群一樣，音樂界出現了一個“新潮音樂群”，其代表人物是譚盾、郭文景、陳其鋼、瞿小松、葉小綱等。而李西安則是這群年輕作曲家們的朋友和“教頭”，他編寫的《一石激起千層浪》是觀看“新潮音樂”的萬花筒，他的文集《走出大峽谷》則留下了一代音樂理論家的思考。

　　2020年6月4日，83歲李西安的生命畫上了句號。作為傑出的音樂教育家、評論家、音樂活動策劃人、作曲家，他的離世立刻在嚴肅音樂圈引起轟動，大家紛紛轉發他的名篇《中國音樂的大趨勢》《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中國音樂的新浪潮》《文化轉型與國樂的張力場結構》《移步不換形與涅槃而後生——關於中國音樂創作發展對策的思考》等，突然大家感到，一向低調的李西安從未走遠……

　　原名李寶聚 出生在偏遠的黑河

　　1888年，在山東榮成縣尋山所大戶人家李家出生了一個男孩，叫李振泰。到他13歲時，父親賭錢輸光了家裏的房産、地産，沒有辦法，李振泰立志“闖關東”以期重新崛起。他先到大連做了“水鬼”，就是潛入水下幹活的民工，幹的是最苦最危險的活。底層磨礪了的李振泰，據説特別會討好工頭。

　　後來，李振泰到俄羅斯遠東淘金、伐木。特別是伐木時期的事情，他會在很多年後講給他的小兒子聽。冬天，在大森林裏迷路了，走不出來，標個記號，走走一看又回到這裡了。凍得受不住，突然眼前一堆篝火，就上去烤。實際上，抱著的是一棵樹。這時候，所有同行的人都要上去拽他下來——人已經凍瘋了——他會説：“你別攔我，我這火特別暖和！”但如果不拉他下來，他不久就會凍僵。

　　大連做水鬼，遠東淘金、伐木，李振泰發了些財。50歲之前回山東老家先後娶了兩房太太。1937年，他的第二個妻子在黑河生下了小兒子李寶聚。這孩子就是日後成為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中國“新潮音樂教頭”的李西安。寶聚在山東老家有個哥哥，叫李福聚(後來改為李翔九)，跟著“娘”生活。李西安説：“我父親在黑河有房子，在老家有地。我的大媽，我管她叫‘娘’。我那時候在東北和父母一起生活，每年兩次去煙臺看望‘娘’。娘的身邊，有一個哥哥。”少年李西安做過一個夢，他夢見影壁倒了，一條蛇給砸死了。他把這個夢告訴母親，母親説：“壞了，你娘保不住了！”正因此，李西安記得“娘”屬蛇。“娘”去世了，哥哥就和李西安住到了一起。

　　哥哥跟同學打架，別的小孩就會説：“你們倆不是父母家養的，是抱養的！”李西安回去就問母親。母親説：“胡説，你要是抱來的，我能對你這麼好嗎？”李西安回憶説：“我就知道，這事我是不能再問的了。”

　　李振泰在黑河蓋了兩幢樓，一幢租給別人開旅館，另一幢樓下是門市，樓上是住家，李西安一家人只住其中一間，餘下的也出租。

　　1945年，東北光復時李西安上小學二年級。因為戰亂，學校停課了。怕耽誤孩子們學業，家裏就開了個私塾。把原來學校校長請到家裏來，給福聚、寶聚，還有黑河大戲院老闆的孩子，共三個學生上課。《百家姓》《三字經》之外，還有一些古詩詞，接下來是《大學》和《中庸》。1949年學校開學了，李西安成了中學一年級學生。不久，因為父親買賣在天津，母親就帶著兩個兒子到了天津。李西安回憶説：“從黑河搬到天津坐燒碳的大卡車，大卡車上擺滿了貨，人坐在貨的上頭。這次搬家，包括照片在內小時候的很多東西都失散了。”

　　牙縫裏擠出把16塊錢的琴，和著名的劉天華、聶耳成了師兄弟

　　到天津，上的是“私立木齋中學”。李西安回憶説：“當時學費以麵粉計算，我每次可以免兩袋。”家裏的生意是在天津有一家棉布莊，後來家裏供不起孩子們上學，就變賣房子、大衣、俄羅斯毛毯。李西安説：“我媽拿一件出去賣了，供我上學。她的觀點是，砸鍋賣鐵也得供孩子們上學。可我爸就説：‘上什麼學，讓他到櫃上學買賣去！’我媽不讓。”實際上讀書和做買賣哪個更好，確實難以判斷，許多讀書人不也一樣下了海？李西安説：“很多年後，我也很後悔。我搞了很多活動，需要錢，需要拉贊助，困難很多。那時我就想：當初我要是不上學，而是去做了買賣，也許我現在想贊助什麼就贊助什麼！”

　　到天津時，李西安12歲，廣播裏的小提琴曲很吸引他，其中馬思聰的《思鄉曲》令李西安癡迷。於是，他動了學習音樂的心思。但父親認為學音樂是下九流，主流看不起的，不讓學。家裏不給錢買琴，怎麼辦？

　　初三，15歲，李西安就把吃早點的五毛錢攢起來，攢到16塊了，自己買了第一把小提琴。木齋中學物理老師會拉琴，李西安就找到老師，説：“我想學小提琴。”老師説：“你來吧！”

　　學了一段時間，李西安和哥哥雙雙考上了不要學費且是全市最好的天津一中。錄取名單登在報紙上，真是非常驕傲。不過，天津一中培養學生以北大、清華、南開為目標，李西安想考中央音樂學院還被校長韋力約談。韋力不是一般人，畢業于北京中法大學文史係，是我國著名教育家。韋力問：“你為什麼不參加統考？”李西安答：“我要學音樂，只考音樂學院。”韋力説：“你考不上呢？”李西安答：“考不上，我就到天津歌舞劇院拉小提琴去。”

　　鬼迷心竅，李西安認準了音樂一途非走不可。這次對話，把教育家韋力氣得夠嗆，把年少氣盛的李西安也氣得夠嗆。他回憶説：“想正式搞音樂了，就需要找一個更好、更專業的老師。通過琴行，我找到了在天津公開教琴的托諾夫(Tonoff)，是白俄羅斯人。學費一個月10塊錢，很貴了。”

　　托諾夫(Tonoff)是知名的俄籍小提琴家、教授，是二胡大師劉天華的小提琴老師，也是《義勇軍進行曲》作者聶耳的小提琴老師。這樣，李西安就成了劉天華、聶耳的同門師兄弟。跟上大師學琴了，就得換把好點的樂器。他到琴行去看，最便宜的進口琴——日本的鈴木是62塊。家裏説什麼也不給買。把李西安逼急了，他對家長説：“你們再不給我買，我可就變成神經病了！”無奈的母親就勸父親：“算了，咱且當沒這個兒子，買個琴就隨他去吧！”在托諾夫調教下，李西安琴藝進步很快。後來，托諾夫死在了去巴西的船上。

　　高三李西安決定考中央音樂學院，學作曲。正巧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畢業的安紹石分配到天津一中教音樂課，李西安就跟老師學作曲理論、和聲、鋼琴，分文不收，教了一年。到考學的時候，生源非常好。但錄取了四個應屆畢業生，倆女生，倆男生。男生中李西安為其一，另一個日後以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電影《青松嶺》音樂創作馳名，就是著名作曲家施萬春。

　　少作《廣場上的示威》進中海南演給毛主席等中央首長聽

　　當時，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馬思聰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但不怎麼管事。副院長呂驥為學校操了更多的心。在作曲係學生長達七年的學習時間裏，第一年必須像專業學生一樣學習一件民族樂器，第二年學一年古琴。李西安回憶説：“呂驥有民族音樂情結，他認為搞作曲的就應該這麼學。我們被派到管弦係民樂小組，每個人必須把民族樂器當主科學。”李西安學了三弦，是有史以來第一批三弦學生。施萬春跟民間藝人趙春峰學吹嗩吶。李西安記得趙春峰説：“這個長得五大三粗，讓他學嗩吶！”

　　施萬春回憶説：“李西安比我小一歲，有點文靜，像女孩，比較冷靜一些，我比較熱情一些。我們經常鋼琴對話，在鋼琴上你一句我一句，實際上就是即興作曲了。在那個年代，他出身不太好，他爸爸在東北開過賭局，家裏又是沒落地主。”這樣的背景下，李西安非常要求進步，整天寫思想規劃，整天想入黨。

　　1959年，為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創作獻禮作品，學校佈置了任務：施萬春創作管弦樂作品《節日序曲》，李西安和另外六人合作創作“大合唱”，李西安寫了其中的第三樂章《廣場上的示威》。歌詞大意是：大家從四方八面走走走，我們大家手挽手，穿過了小巷，走上街頭，被壓迫人民伸出我們的雙手。

　　寫完了就在人民大會堂演出，全北京所有交響樂團和合唱團都集中起來，500人。後來又進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出，所選曲目中兩首合唱，其中就有《廣場上的示威》。演完以後，有位首長説：“誰説中央音樂學院沒有好作品？這個就是！”

　　慧眼識人，把被大家誤認為有“腎病”的譚盾招來

　　“文革”後，李西安幹的第一件大事是參加了1977年中央音樂學院招生。他到上海招回了譚盾、葉小綱、陳其鋼、胡咏言、林德虹等在內的10個學生。他回憶説：“上海考點考作曲係的400多人，我和另外一位老師，倆人閱卷，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令李西安吃驚的是，考生林德虹把主題動機寫成了交響樂的一個樂章，而且鋼琴譜、配器都標得一清二楚。把試卷給的歌詞寫了合唱，中間還轉調。有作曲家爸爸的葉小綱，從小學鋼琴、芭蕾舞，作品也很棒。而胡咏言是上海芭蕾舞團拉小提琴的，來應試的時候帶了兩部管弦樂作品總譜。2001年以電影《臥虎藏龍》音樂獲得奧斯卡獎的譚盾，當時去參加這個考試時，交了小提琴獨奏、豎琴伴奏的作品，曲名叫《夢見毛主席》。

　　到了面試階段，李西安問當時在京劇團拉小提琴的譚盾：“你拉過貝多芬、莫扎特這些作曲家的作品沒有？”譚盾説：“沒聽説過，不知道。”李西安問：“你拉過練習曲沒有？”譚盾説：“沒有。”李西安問：“那你拉什麼呢？”譚盾説：“我拉的都是民歌。”譚盾接著説：“老師，我可以給你拉首作品，我寫的。”

　　於是譚盾在李西安主持的考場上拉了二胡曲《鐵牛進山》。李西安説：“作品很生動，一下子，我就覺得這孩子挺好。”原計劃作曲係全國招6個，結果考試結束，李西安説：“6個名額全給上海都不夠！我準備錄取10個！”

　　學校通過相關渠道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最後鄧小平親自批示，同意擴大招生。作曲係名額從6個擴大到36個。李西安説：“我從上海帶了10個，前9名我都力薦，第10個我不推薦，請大家討論。這第10名是誰呢？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曲作者金月苓。她的作品名氣大，但考試課不及前9名，所以我不能推薦，在作曲係大會上定。”

　　但是意外發生了，譚盾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因為尿檢有一個加號，這説明腎有問題。譚盾和李西安説：“體檢前，我喝了一杯牛奶造成這個加號。回老家再次體檢後，很正常。”李西安説：“這不算，你必須到上海去高考指定醫院檢查。”檢查完，依舊沒問題。

　　這樣，李西安就找學校，所有部門都不能開綠燈。李西安回憶説：“我就挨個打抱不平，作曲係不行，教務處不行。我找到醫務室負責人，他説：‘李西安，你知道什麼叫慢性腎病嗎？這要是得了，且不好呢！你招來的是陳景潤，我天天陪他去看病。可惜他不是！’我説：‘譚盾就是譚盾。他考得很好，體檢出了點問題，現在也正常了，怎麼就不行？’他説：‘絕對不可以’。”實在沒辦法，李西安給院領導趙沨寫了封信，趙沨看完信説：“你有什麼建議？”李西安説：“讓譚盾來學校，校醫陪同到指定醫院檢查。有問題，不錄取就不錄取；沒問題，就試讀。什麼時候出現問題，什麼時候退學。”趙沨説：“行。”

　　這樣，譚盾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過了幾個月，沒有出現腎病，功課門門都非常好。在這個情況下，黨支部書記找李西安談話：“李西安，你做了一件好事！”

　　中國音樂該走一條不同於過去的改革開放之路

　　1980年，李西安決定堅決不作曲了。中國音樂學院復建，他準備轉軌，不作曲，不寫書，專心搞策劃。他説：“所有人跟我關係都非常好，上誰的作品，大家不僅看品質，也看情誼。我作為策劃管理者，更超然才好。這樣就封筆不寫了。”

　　“中國音樂學院該怎麼辦呢？”李西安思考，“如果想明白這個問題，就必須想明白世界音樂學院該怎麼辦，要在大視野中定位。過去中國音樂經歷過許多運動，在方針政策上存在很多偏頗，總的來講很封閉、很保守。中國該走一條不同於過去的改革開放道路。”李西安在中國音樂學院成立了創作研究室，創辦了“華夏之聲”系列音樂會。

　　第一次“華夏之聲”音樂會在月壇北街紅塔禮堂舉辦，主題是“古詩詞歌曲音樂會”。曲目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古詩詞傳統歌曲演唱，一部分是李西安約請作曲家為古詩詞新譜曲，從《詩經》到唐詩宋詞。演出結束後，廣電部長吳冷西到後臺，院長見到部長第一句話就説：“吳部長，我們是準備挨批的！”吳部長説：“這些都是民族遺産，是寶貝，應該大力弘揚。為什麼要挨批呢？”李西安回憶説：“按理説這件事是平平常常，但是，在1982年就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為什麼呢？因為‘文革’結束了，並不是一切馬上能回到正軌。經歷了十年浩劫，大家都有壓力，很多東西束縛著人們。為古詩詞譜曲，在‘文革’以前就要挨批判。這件事在全國輿論界引起極大轟動，從來沒有過的轟動。因為這實際上是文人文化的一次破冰之旅，因此就轟動了。”著名音樂學家黃翔鵬説：“此舉點燃了振興中華民族音樂的火苗！”

　　1983年，李西安寫了中國音樂學院該如何改革的建議。當在北四環健翔橋建中國音樂學院新校區的時候，李西安希望將主樓前設計為“蠻荒時代”，主樓和宿舍樓之間，營造出“高山流水”，而東門處是“竹林深處”。可惜，世事未必遂人願。

　　2012年，筆者住到京東李西安家附近和他聊過多次，回首往事，他説：“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我的信念始終不變，對我來講沒有損失，但是對那事本身是有損失的。”

　　本版文並供圖/劉紅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