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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模糊,偽作氾濫 是什麼遮蔽了真實的仇英?

2020年05月14日 15:38:00來源:文匯報

  面目模糊,偽作氾濫 是什麼遮蔽了真實的仇英?

  蔡春旭

  籌備五年的特展“何處尋真相:仇英的藝術”,原計劃今年春夏亮相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誰料全球突遭疫情,展覽不了了之,好不遺憾。仇英在藝術史中的存在感長期低迷,此番又是個可憐人。

  在吳門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畫家群體中,仇英非常特殊——這是一位職業畫家。他不通詩文,很少留下相關的交遊記錄,更鮮有人記錄他的生活和創作,生平的模糊,使得仇英的歷史形象很是單薄。與此同時,仇英的偽作自晚明以來很是氾濫,真真假假的面目變亂了仇英的歷史形象。因而,四五百年後的今天,人們仍在尋找那個真實的仇英。

  ——編者

  仇英(約1502-1552),字實父,號十州。本太倉人,移家蘇郡。“其初為漆工,兼為人彩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張潮《虞初新志·戴文進傳》附)他的老師是蘇州畫師周臣,一位所知寥寥的藝術家,但培養了大名鼎鼎的唐寅。仇英是一位職業藝術家,大概腹中文墨有限,畫作常常僅署窮款,連紀年都不多見,以致重構其作品的創作情境困難重重。明中葉蘇州地區文藝活動的創造主體是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陳淳、文嘉這些文人,儘管仇英經常與其中一些人合作書畫,但他不通詩文,很少留下相關的交遊記錄,更鮮有人記錄他的生活和創作,所以仇英今天的歷史形象非常單薄。在他精湛的作品面前,我們嘖嘖稱歎其畫藝,卻又感到其人渺遠,留下了作品和名字,卻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仇英憑藉過人的畫藝,一生為諸多委託者和藏家畫畫,他的創作或許就得益於臨古和粉本

  吳門的多數畫家承襲元末太湖流域的文人畫實踐,以董源、巨然、米氏父子為宗,或是取法黃公望、倪瓚、王蒙、吳鎮,風格恬淡,講求雅韻。而周臣、唐寅這些學習李唐、馬遠、夏圭的畫家又是一路,仇英也從中汲取營養。不過,仇英作品中最突出的創作是仕女畫和青綠山水,這兩類都不是文人畫家的專擅。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赫赫名品《漢宮春曉圖》中,仇英精心營造了一個宮廷女性的生活世界,場面熱鬧,人物千姿百態,色彩華麗不俗,構圖富有韻律感,無怪乎大藏家項元汴得到後標價200金。仇英的筆觸毫不含糊,建築和服飾上的紋飾精細入微,加上礦物顏料的厚重質地,觀眾仿佛可以觸碰畫中世界。其青綠山水同樣有此魅力,樹石肌理、人物情態、水波雲氣都被真切地描繪。青綠這一風格素來用以圖寫仙山,他的畫筆似可為塵世的凡人踏入瑯嬛擺渡。

  仇英憑藉過人的畫藝,一生為諸多委託者和藏家畫畫,如陳官、周鳳來、吳儔、項元汴、項元淇等,其中一項事務就是為藏家臨摹古畫。陳繼儒《眉公書畫史》記載,他在嘉興項夢原處見到仇英倣宋人花鳥山水畫冊一百幅,這些很可能是項元汴(項夢原叔父)委託製作的。今天在上海博物館的收藏中,尚有一組傳為仇英摹制的宋畫小品,上面鈐有項元汴的印章,或許就出自那一百幅。其中《明妃出塞》一頁的圖式與仇英《人物故事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的同名作品幾乎一致,印證了仇英保留前人粉本的記載。據一些學者研究,仇英自身的創作就得益於臨古和粉本,《漢宮春曉圖》中的元素皆有來歷,是對古畫底本的重組和改易。對職業畫家來説,粉本是行業手冊,也是他們進入繪畫傳統的敲門磚。

  當然,仇英在入古出新上有非凡的創造力,因而能超越一般的職業畫家,在明末清初與沈周、文徵明、唐寅一道被列為吳門四家。仇英的《募驢圖》(弗利爾美術館藏)是記錄吳門文人為朱存理眾籌買驢的故事,白描線條輕快而靈動,其表現手法和李公麟《五馬圖》無異,可見仇英的擬古功力。他的青綠山水也非只是復刻李思訓、李昭道、趙伯骕、趙伯駒,而是融合水墨的皴法,增添了文人畫的雅致趣味,這是仇英的成功所在。

  我們在仇英身上還能發現更多的職業畫家痕跡,比如他能掌握多種風格和技能。仇英的《柳下眠琴圖》(上海博物館藏)用筆淋漓酣暢,顯示了他與浙派風格的聯繫。《人物故事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的《品古圖》則可能受到南京畫家杜堇的影響。仇英身上的複雜性不難理解——摹古、畫稿與改易,地域之間的風格影響,職業畫家與文人趣味等,很大程度上是江南的藝術市場和多元需求所致,這些問題根植于“吳門”這個複雜的地方畫家群體。

  作為職業藝術家的仇英,長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關注,文獻中對其畫的品評遠多於生平記載

  近年來,仇英孤本信札的出現,使我們對這位職業藝術家有了些感性的認識。這封信札寫給顧從禮(號小川),札尾提到的方壺是其弟弟顧從德,原札題簽作“仇十洲致陳葦川書”有誤。信中主要涉及幾件事:顧從禮多次委託仇英畫畫,仇氏交代,如有他委,不要轉托西池,兩人雖是親誼,但私情不合;顧從禮的父親顧定芳是太醫,所以仇英拜求藥丸和《素問》一簿;顧從德有惠銀之舉,仇英托顧從禮轉達謝意。如此看來,仇英和顧氏兄弟之間,不像是簡單的委託或雇傭關係。我們從中還能讀出兩點資訊,一是仇英雖不善書,但有基本的水準,而結字的姿態與文嘉相近,二是信中措辭多是書儀套話,仇英的文化層次可見一斑。信札在當下的藝術社會史研究中舉足輕重,它有效還原了藝術家生涯的真實面目,彌補了詩文集、墓銘、筆記等文獻的不足。香港近墨堂收藏的王穉登信札還提到,仇英的兒子“大有萁裘”,繼承了父親的畫藝,而女婿王伯材善鐫刻,王穉登介紹他們去為屠隆刻書。這些人皆藝匠者流,所以長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關注。

  仇英的命運稍好些,他畫藝超卓,為時人所貴,然而文獻中對其畫的品評遠多於生平記載。王穉登《吳郡丹青志》將其列為能品,曰:“畫師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真。至於發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稍或改軸翻機,不免畫蛇添足。”或許因為仇英的職業畫家身份,王穉登的評價有些苛刻。當時一般人都對仇英的繪畫技藝嘆服,文徵明説:“見仇實父畫,方是真畫,使吾曹皆有愧色。”(繆曰藻《寓意錄》卷四著錄《仇實父後赤壁圖文衡山後赤壁賦》陳繼儒跋轉引)而王世貞見了仇英為周鳳來畫的《上林圖》後,直呼“繪事之絕境,藝林之勝事”(《藝苑卮言》附錄四)。

  晚明以來,仇英風格的青綠山水在蘇州地區有廣泛的影響力,深為市場所愛,只是這些作品多是以“假仇英”的面目出現,變亂了仇英的歷史形象。李維楨説:“吳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筆為衣食,真贗美惡之辨亦紛紛與蘭亭不殊。”(《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書蘭亭卷後》)這位職業畫家的可憐之處正在於此——生平模糊,偽作氾濫,所以我們今天仍在尋找那個真實的仇英。

  (作者為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在讀博士生)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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