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用筆畫出民族的魂

　　原標題：陳忠實：用筆畫出民族的魂

　　陳忠實：用筆畫出民族的魂

　　【向人民學習 向生活學習·重溫當代現實主義經典作家】　

　　陳忠實是當代現實主義作家的傑出代表，其代表作《白鹿原》也是當代現實主義的經典力作。從《白鹿原》上回望陳忠實走過的創作之路，似乎可以這麼説，陳忠實《白鹿原》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為寫《白鹿原》做準備的——生活的、人物的、思想的、藝術的準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等到完成《白鹿原》，登上廣闊的一望無際的高峰，陳忠實看到的是山高水長。

　　沒有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剝離”，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尋找”

　　《白鹿原》寫作之前，陳忠實的短篇小説，從1973年11月在《陜西文藝》發表的《接班以後》起，到1988年6月完成、刊于《鴨綠江》1989年第1期的《害羞》止，共寫了54篇；中篇小説從1981年1月開始寫《初夏》（刊《當代》1984年第4期）起，到1988年1月在《延河》發表《地窖》止，共寫了9部。從這些作品看，陳忠實的創作已然體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特點，植根生活深處，緊扣時代脈搏，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有作家的現實關切，都表現出作家對生活、對時代的發現和思考。這是陳忠實走向《白鹿原》、走向廣闊而深厚的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基礎。

　　陳忠實不是一個天才型的作家。“文革”前，他二十三四歲的時候，靠自學，在地方報紙發表了十來篇詩歌、散文、故事等習作。1973年，31歲那年，他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説《接班以後》，此後一年一篇，到1976年在剛復刊的《人民文學》第3期上發表《無畏》止，連續發表了4篇短篇小説，在當時頗有影響。但誠如他後來回憶總結的，這些作品很不成熟，他都不好意思再看。不過，這些寫作實踐也讓他鍛鍊了直接從生活中選取素材的能力，鍛鍊了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演練了結構和駕馭較大篇幅小説的基本功。

　　1978年，陳忠實由公社轉到文化館工作，開始了艱苦的自我反思和藝術探索。如果説，他在“文革”後期的寫作，是踉踉蹌蹌地跟著潮流走，那麼，他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創作，則是在迷茫中探索，在探索中發現，“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逐漸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來。

　　陳忠實創作的轉變，從1978年開始，到1988年完成，歷時十年。這個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説，可以稱為通往《白鹿原》之路，他的中篇小説《初夏》《康家小院》和《藍袍先生》為其路標。從這三部小説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陳忠實創作探索和變化的軌跡，也可以看到他在現實主義創作的道路上，不斷走向開闊與豐富。如他所言：“八十年代發生的一切，對於這個國家和民族來説太重要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對於經歷過這一變革全過程的我來説，也是一次又一次從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剝離過程。這個時期的我的中、短篇小説，大都是我一次又一次完成剝離的體驗，今天讀來，仍然可以回味當時的剝離過程中的痛苦與歡欣。”

　　第一個階段，陳忠實的小説創作緊緊追蹤時代的腳步，關注時代與人的關係，注重描寫政治與政策的變化給農村社會特別是農民生活、農民心理帶來的變化，或者反過來説，是通過農民生活特別是農民心理的變化來反映政治的革新和時代的變化。他的小説側重在人物衝突中揭示社會問題，在性格描寫中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質，並隱隱以道德標準來評判人物。

　　《初夏》寫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家庭父與子的故事。離開還是堅守農村，考慮個人前途和利益還是帶領大夥走共同富裕之路，在這個人生選擇問題上，父親這個農村的“舊人”與兒子這個農村的“新人”發生了激烈的無法調和的衝突。父親馮景藩，是馮家灘的老支部書記，幾十年來一直奮鬥在農村基層，把一切都獻給了集體化事業，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他覺得以前的工作白幹了，有一種強烈的幻滅感，於是，走後門讓兒子到城裏工作。不料兒子馮馬駒放棄了進城的機會，決心留在農村帶領大夥“共同富裕”。

　　這是一個中國社會歷史轉型初期的故事，陳忠實的思想觀念和藝術觀念也正在轉變的過渡之中。他在與寫合作化題材的著名作家王汶石的通信中説，他寫這部小説，期望“用較大的篇幅來概括我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著的農村生活”，但他寫得很艱難。他1981年1月寫了《初夏》第一稿，寄《當代》雜誌，編輯讓他一改再改，3年間3次修改才完成，刊《當代》1984年第4期。陳忠實説，“這是我寫得最艱難的一部中篇，寫作過程中僅僅意識到我對較大篇幅的中篇小説缺乏經驗，駕馭能力弱。後來我意識到是對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幾經修改而仍不盡如人意的關鍵所在”。“對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實際上反映了作家在新時期思想認識上的某些局限性。陳忠實寫馮景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思想負擔”和“失落”情緒，真實且有時代的典型意義，反映了作者對於生活的敏感。但他這時的藝術思維，受十七年文學影響所形成的心理定勢還未完全消除，他還習慣以對比手法塑造與“自私”“落後”的馮景藩對立的另一面，即鄉村新人形象馮馬駒，這個人物不能説在現實生活中絕無僅有，但他顯然是作者藝術固化觀念中的一個想像式的人物，缺乏歷史的真實感和時代的典型性。

　　《初夏》的艱難寫作特別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諸多變化引發了陳忠實的反思，他後來稱之為思想和藝術的“剝離”。他明白，他自身需要一個蛻變，一個文化心理上的和藝術思維上的深刻蛻變。“剝離”的同時還要“尋找”，這是陳忠實20世紀80年代前期必要的思想和藝術的蛻變過程，沒有這個過程，就沒有後來的陳忠實，也就沒有《白鹿原》。陳忠實説：“作家畢其一生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因為小説創作是以個性為標誌的勞動，沒有個性就沒有文學。”“剝離”與“尋找”，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沒有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剝離”，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尋找”；而要“尋找”——尋找到陳忠實借用海明威的話來表述的“屬於自己的句子”，就必然要經歷這個“剝離”過程。這是一個魚躍龍門的過程，也是一個化蛹為蝶的過程。“剝離”是精神涅槃，“剝離”的過程也是一個“拷問”自己的過程，陳忠實説，他的這種“剝離”意識從1982年春節因現實生活觸動開始，貫穿整個80年代，“這種精神和心理的剝離幾乎沒有間歇過”。

　　民族文化之根應該尋找，但這個根不應該在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外，而應該在現實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

　　陳忠實走向《白鹿原》的第二個階段，是他認識到了文化與人的重要關係，也開始了文化與人的藝術探索與文學表現。

　　1982年，陳忠實寫了中篇小説《康家小院》。《康家小院》寫一個“生就的莊稼坯子”的農民勤娃和他新媳婦玉賢的故事。玉賢上冬學時被楊教員的文化氣質所迷，更被楊教員所傳授的文化和思想啟蒙，與之有了私情。玉賢在挨了勤娃的打罵、父親的打罵和母親的生活勸導之後，去找楊老師希望兌現“婚姻自由”的思想啟蒙，不料楊教員卻顯出了葉公好龍的本相。玉賢由精神的某種程度的覺醒，到經歷了人生的痛苦和迷亂，而後又有所覺悟，她看到了生活的本相，也真切地認識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玉賢的悲劇是雙重的：沒有文化的悲劇和文化覺醒之後又無法實現覺醒了的文化的悲劇。陳忠實寫這部中篇，與他1981年夏去曲阜參觀了孔府、孔廟、孔林有關，在那裏，他對文化與人的關係深有感觸，由此生發而孕育出了這部小説。《康家小院》開始關注文化與人的內在關係。陳忠實此後的小説不斷觸及文化與人這個命題，1985年寫的中篇小説《藍袍先生》從傳統文化對人的影響寫人，1986年寫的中篇小説《四妹子》從地域文化入手寫人，最後在《白鹿原》中全面地完成了關於文化與人的文學思考。

　　《藍袍先生》是第三個路標。此作寫于1985年。在此之前，陳忠實的小説基本上是密切關注並且緊跟當下的現實生活，而這部小説寫的是一個“歷史人物”。藍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命運從新中國成立前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後，在描寫這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現這個人物命運的時候，特別是發掘這個特意把門樓匾額“耕讀傳家”的“耕讀”二字調換成“讀耕”的人家的時候，這個幽深的宅院以及這個宅院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隱秘，讓陳忠實久久凝目並沉思。關於長篇小説的一個若有若無的混沌景象在陳忠實腦海中浮現，他也就此萌發了創作《白鹿原》的念頭。《藍袍先生》寫文化觀念對人行為的影響，寫傳統禮教與政治文化對人的束縛。這部小説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他開始關注並研究歷史的鄉村，醞釀創作上的重大突破。

　　創作之外，陳忠實在80年代中期的廣泛閱讀，對他的思想和藝術也頗有啟迪。他讀當時廣被介紹的拉美文學，讀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昆德拉啟示他，創作重要的不是寫生活經驗，而是寫生命體驗；他讀國內的“尋根文學”作品以及與這一文學和文化思潮相關的理論和評論。為了增強未來小説的可讀性，他還閱讀了大量外國的暢銷小説。

　　他在《世界文學》1985年第4期上讀到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大師、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的中篇小説《人間王國》，還讀到同期雜誌配發評論《拉丁美洲“神奇的現實”的尋蹤者》。陳忠實讀後不僅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創立和發展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而且從卡彭鐵爾藝術探索的傳奇性經歷中獲得啟示。卡彭鐵爾早年受到歐洲文壇各種流派尤其是超現實主義的極大影響，後來他遠涉重洋來到超現實主義“革命中心”的法國，“但是八年漫長的歲月卻僅僅吝嗇地給予卡彭鐵爾寫出幾篇不知所云的超現實主義短篇小説的‘靈感’”。卡彭鐵爾意識到自己若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徹底改變創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樸敦厚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創作的源泉”。卡彭鐵爾後來深入海地寫出了別開生面的《人間王國》，被小説史家稱為“標誌著拉丁美洲作家從此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卡彭鐵爾對陳忠實啟示最深的，是要寫“本土”，但當他真正面對自己“本土”的時候，他對自己熟悉鄉村生活的自信被擊碎了。陳忠實有相當深厚的農村生活經驗，他曾經説他對農村生活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柳青，但他所熟悉的農村生活，主要是當代的農村生活。他感覺自己對鄉村生活的認識太狹窄了，只知當下，不知以往，遑論未來。他意識到，對一個試圖從農村生活方面描寫中國人生活歷程的作家來説，自己對這塊土地的了解還是太浮淺了。

　　陳忠實對“尋根文學”的理論和創作極有興趣也極為關注，但他很快發現，“尋根文學”發展的方向有了問題，一些人後來越“尋”越遠，離開了現實生活。陳忠實認為，民族文化之根應該尋找，但這個根不應該在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外，而應該在現實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

　　陳忠實關注文壇動向，喜歡讀文學評論。在讀當時的一些文學評論時，他了解並接受了“文化—心理結構”這個從哲學轉為文學的理論。這個理論給他的創作啟悟是，人的心理結構是有巨大差異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結構形態的決定因素。認識到這一點，陳忠實的創作思想就從人的性格解析轉為對人物心理結構的探尋。“文化—心理結構”説影響陳忠實小説表現技巧的一點就是，他在後來《白鹿原》的創作中，摒棄了傳統現實主義小説對人物肖像的外在刻畫，而注重描寫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氣質。

　　生活不僅可以提供作家創作的素材，生活也糾正作家的某些偏見

　　如此一路走來，陳忠實就登上了歷史上的“白鹿原”。為寫這部他稱為“死後墊棺做枕”的作品，他從1986年到1992年，兩年準備，四年寫作。

　　準備期間，陳忠實讀了一些歷史、哲學和心理學著作。如王大華寫的《崛起與衰落——古代關中的歷史變遷》、北宋哲學家張載及關學的有關著述及研究著作。《白鹿原》書中所寫關於鄉民自治的鄉約，最早就是在北宋由呂氏兄弟制定的，呂大鈞和其兄呂大忠、其弟呂大臨等，都是理學分支關學的重要人物。

　　陳忠實重點去藍田縣、長安縣查閱縣誌，還讀了咸寧縣（歷史上西安府所轄縣，民國時期取消，併入長安縣）縣誌，查閱地方黨史及有關文史資料。選擇長安、咸寧和藍田這三個縣了解其歷史，是因為這三個縣緊緊包圍著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陳忠實認為，不同時代的文化首先輻射到的，必然是距離它最近的土地，那麼這塊土地上必然積澱著異常深厚的傳統文化。查訪過程中，不經意間還獲得了大量的民間軼事和傳聞。就是在這種踏勘、訪談和讀史的過程中，陳忠實新的長篇小説的胚胎漸漸生成，並漸漸發育豐滿起來，而地理上的白鹿原也進入他的藝術構思之中，並成為未來作品中人物的活動中心。一些極有意義的人物，也從史志裏或傳説中跳了出來，作為文學形象漸漸地在陳忠實的腦海中活躍起來。朱先生就是以藍田縣清末舉人牛兆濂為原型而塑造出來的；白靈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從黨史回憶錄裏找出來的；田小娥則是從藍田縣誌的節婦烈女卷閱讀中萌發歷史思考而創造出來的。

　　《白鹿原》創作期間，陳忠實一直住在鄉間老屋。平常，像蒲松齡在村口擺個茶攤邀行人喝茶講故事一樣，陳忠實也想著法子與村子裏祖父輩的老人拉話。他或者到府到別人家裏，或者請人到自己家裏，讓老人們隨便談。白嘉軒這個形象，就是在同他陳姓門中一個老人交談中觸發靈感形成雛形的。陳忠實還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構思、想像、豐富小説中的人物和故事。白孝文的一些故事就來自他當年在人民公社工作時一位青年幹部的故事。在兩年時間裏，在這種與老人的交談和史志的閱讀中，陳忠實感覺自己的思維和情感逐漸進入了近百年前的屬於他的村子，他的白鹿原和他的關中。

　　寫《白鹿原》，陳忠實思想上非常明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需要堅持，同時也需要豐富和更新。現實主義創作需要生活，也需要藝術的勇氣。寫作過程中，他曾致信友人，説“這個作品我是傾其生活儲備的全部以及藝術的全部能力而為之的”。同時，他也拿出了全部的藝術勇氣。在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陳忠實説：“我已經感覺到了許多東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構想繼續長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我已活到這年齡了，翻來覆去經歷了許多過程，現在就有保全自己一點真實感受的固執了。我現在又記起了前幾年在文藝生活出現紛繁現象時説的話：生活不僅可以提供作家創作的素材，生活也糾正作家的某些偏見。”

　　《白鹿原》是“文化心理”現實主義，它從民族的文化心理切入，寫以儒家思想和文化為主體的鄉土社會的秩序的崩潰和瓦解，寫新文化進入中國後對社會生活以及各類人的影響，寫白鹿原上新舊文化的衝突，分別受新舊文化教育和影響的新人和舊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人生追求。《白鹿原》畫出這個民族的魂，進而探尋中華民族從哪來、到哪去這樣的大問題，不愧為當代的一部經典巨著。

　　　　（作者：邢小利，係陜西白鹿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