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蔡康永：情商是為了更好地伺候別人？我不要

　　原標題：對話蔡康永：情商是為了更好地伺候別人？我不要

　　【開腔】編者按：

　　對話熱門人物，了解新聞背後的故事。一人一面，還是一人千面？開腔，不只是語言的交流，更是靈魂的觸碰。在這裡，新聞主角變得更加立體。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12月17日電 題：對話蔡康永：情商是為了更好地伺候別人？我不要

　　記者 宋宇晟

　　“我覺得我們表現的每一個面貌都是某一種面具。”

　　對56歲的蔡康永來説，他早已經能熟練地在不同的“面具”之間完成切換，同時還能照顧到身邊幾乎所有人的感受。

　　至少在他走出電梯的那一刻，一副面具就已經準備就緒了。

　　自顧自走出電梯後，蔡康永突然發現了身邊盡力追上他腳步的攝影師。“哦，要拍出電梯的畫面嗎？”還沒等回答，他一回頭走進電梯，然後重新走了出來。

　　“我要你的情商是為了你自己”

　　這位身處娛樂圈快30年、如今仍出現在火爆的網際網路綜藝節目中的藝人，當天下午接受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採訪前已經做了一場活動，後面還有至少兩場等著他。

　　“現在這樣的藝人很難得了。”他新書的出版社編輯告訴記者，自己接觸過的幾個“大牌”作者都“很難做到這種程度的配合”。而蔡康永則給他們完全不同的感覺，用這位編輯的話説，就是“配合度很高”。

　　這評價很中肯。

　　最好的例證是，面對記者的各種提問，蔡康永總能娓娓道來地給出回答——和他在節目中一樣。但同時，你也會發現，他從來不會給出明確、直白的答案——在這“娓娓道來”的話術之下，似乎總藏著更深一層的涵義。

　　這樣的狀態被網友總結成“高情商”。它也成了今天蔡康永最為人熟知的一個標簽。

　　但就是這樣一個被冠以“高情商”之稱的人，他小時候曾經“覺得‘情商高’是挺丟臉的”。

　　“我看到那種八面玲瓏的人，心裏面很鄙夷他，覺得這個人一定是犧牲了很多自己做人的原則，才能夠八面玲瓏。”

　　今天的他認為，八面玲瓏並不是高情商。“八面玲瓏，那是服務業需要的素質。”

　　所以在蔡康永那本講情商的新書中，副標題是“為你自己活一次”。

　　“以前辦簽售會的時候，有人會問，你在書上可不可以幫我寫下‘做自己’三個字。”從蔡康永的角度看，這三個字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大家都會説漂亮話，説‘活在當下’。可是你有活在當下嗎？很多人活在過去——為上一代，很多人活在未來——為下一代，單單就是沒有活在當下——為自己。”

　　“所以我寫下‘為你自己活一次’的時候，我是認真的。我可不要人家買一本情商書，只是為了要能夠更好地伺候別人。我不要這種情商，我要你的情商是為了你自己。”

　　“我當時真的是火大，雖然我不會表現出火大”

　　馬東在一次採訪中曾這樣評價蔡康永——“情商很高，分寸感特別強，相處很舒服，可信任”；但馬東也説，他的情商高並不體現在迎合他人。

　　對於馬東這樣的評價，蔡康永未置可否。但你能找到一些細節為這樣的評價做注腳。

　　比如，蔡康永並非沒有自己的情緒，只不過可能“掩飾”得很得體。

　　前段時間剛剛播出的《奇葩説》第五季中，有這樣一個辯題——如果一項新技術，可以讓全人類大腦一秒知識共用，你支援嗎？

　　“我當時很幸運地被分到贊成那一方。當時對方一個選手説，如果發現你爺爺沒有在泡茶，而是拿著天文望遠鏡研究宇宙；而奶奶沒有做飯，在用顯微鏡研究細胞，你會覺得整個生活都亂了套。”

　　“我當時真的是火大，雖然我不會在現場表現出火大。”説到這裡，雖然依舊面帶微笑，但蔡康永的聲音明顯高了一點，語速也更快。

　　“我當時説，《奇葩説》裏的每一個人都是知識的既得利益者，我們都是受了教育之後，才有能力在這裡講話。我們卻希望爺爺繼續泡茶、奶奶繼續做饅頭，而不希望他們仰望宇宙和研究細胞。我們為什麼會自私到，讓老人家活在不同層次。”

　　“老人們可能在70年當中有50年，都是照著別人的意思扮演他所該扮演的社會角色。剩下的20年，他或許可以試著，不一定按照社會指派給他的身份來生活。這是我真心相信的事情。”説到這裡，蔡康永的語調又回復到那種平靜的、娓娓道來的語氣。

　　“如果他們不進書店、不買書，也不看所謂‘年輕人的節目’，也不上網，那是他們的選擇。可是如果他們進了書店，我不認為，就應該像電視劇演的那樣，老人一定要去買一本《古文觀止》，或者是打太極拳的書。”

　　“我通常是鍥而不捨地問”

　　同時，蔡康永似乎也不是一個遇到困難就輕易放棄的人。

　　2004年到2016年這十幾年間，他不間斷地主持了火爆兩岸的綜藝訪談節目《康熙來了》。而從2014年起，又開始參與辯論節目《奇葩説》。

　　他曾對媒體表示，自己和小S主持《康熙來了》的時候，經常遭遇各種社交困境。

　　“各式各樣的來賓、各式各樣的個性、各式各樣的風格，我們有時候措手不及，有時候覺得很難對付，而且我們應對的過程觀眾都看在眼裏。”

　　有時候，自己在訪談中的提問會“被對方繞過去”。蔡康永的處理方式是——“隔三分鐘問一次，隔三分鐘再問一次，問到我跟來賓都笑出來，説‘這個人也太煩人了吧’，看我能夠得到什麼再説”。

　　他坦言，“觀眾有時候並不是要看你問出什麼來，觀眾就是要看你這種鍥而不捨，以及對方鍥而不捨地拒絕你，觀眾就已經得到樂趣了”。

　　在蔡康永自己看來，這樣的“鍥而不捨”也帶到了《奇葩説》當中。

　　不過，你可不要以為他會真的問到對方“煩”。

　　“在《奇葩説》，我作為一個‘白目的來賓’，我問了，問的不妥也跟節目沒有關係。通常問的時候，我會拿捏的只是我跟這個人的關係而已——我如果跟他很熟，我就直接問，如果我跟這個人也是初次見面，我就會繞著彎問。”

　　“可我通常是鍥而不捨地問。”説著他還點了點頭。

　　“我真的好感謝我的這個家庭”

　　這種極富衝突與矛盾的個性是如何在一個人身上形成的？

　　成長過程中的經歷也許是一個原因。

　　在蔡康永的新書裏，他對自己的介紹中有這樣一句——生産地是臺北，血統有時被認為是上海。

　　的確，那個“有時被認為”的上海“血統”影響頗大。他的父親曾在上海經營輪船公司，到臺灣後做律師。

　　蔡康永曾對媒體説起自己對小時候的記憶。“我爸爸很喜歡宴客，他們一邊洗牌，一邊談事情，到吃飯的時候事情就已經談好了。”

　　這種環境下，跟客人一起吃飯，爸爸自然永遠都會把好吃的東西讓給客人。“對我來講其實很痛苦，比方螃蟹上桌，他就會立刻把蟹蓋夾給客人，蟹蓋只有一個誒！ 蓋子給別人了！鉗子給別人了！然後小孩就不想吃了，因為剩下只有蟹腳了。”

　　他説，爸爸從來沒有教什麼，他就只是做給你看——客人最重要。

　　事實上，直到現在，蔡康永還認為，自己的家庭“怪怪的”。他對記者苦笑：“我覺得這種一再給小孩潑冷水的狀態是挺少見的。”

　　但他同時也獲得了一種不可多得的自由——給小孩潑冷水“意味著他們對小孩有一種寬容和放縱”。“‘愛怎樣就怎樣吧’這個是很難得的。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事情。”

　　對於蔡康永來説，這種“和家人不很緊密的生活”或許是一種享受。

　　他説，自己除夕夜如果是一個人獨處，就會繼續叫外賣、寫東西，“該幹嘛就幹嘛，一點也不把它當節日來看待”。

　　“一天24小時對於自己是一樣的，那天是什麼特別的日子，是界定於我們自己怎麼決定，而不是來自於別人提供的決定。”

　　“我真的好感謝我的這個家庭。”

　　“意義與愛情，都是被高估的字眼”

　　這樣的蔡康永有著他對世界、對自己的認識。

　　他認同“人生是關於滋味的，而不是關於意義的”這句話。

　　“你小孩誕生的時候你感動到落淚；你在海邊望著夕陽覺得此刻很幸福；你吃下一個好吃的冰淇淋或者蛋糕，你覺得真是好吃啊……這每件事情其實都是滋味，人生每個重要時刻想起來其實都是情緒的重要感受。”

　　他覺得意義與愛情，都是被高估的字眼。

　　“流行文化太鼓勵我們沒有愛就活不下去，可實際上愛情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到某一個程度，它就發揮完它的魅力了。你如果把整個人生寄託在愛情上，那是一個被流行歌曲或者連續劇帶著走的狀態。”

　　他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有“圈裏人”向他諮詢“説話之道”或如何具備高情商，大概只是禮貌性地問一句而已。

　　“即使他們真諮詢了，我也不會當真認為他們是想知道。如果真的把別人的禮貌，很認真地看待，我認為就太天真了。人家有禮貌地問我，是他的教養，你不要真的覺得自己想要教別人。”

　　在採訪最後，記者和他聊到電影。他自認，“來自一個電影很尊貴的時代”。同時他也知道，那個“電影很尊貴”時代恐怕回不來了。

　　“如果你第一次看《教父》、第一次看斯皮爾伯格的任何電影，是在電影院，對著大銀幕看，那個對我來説叫電影。可是如果你是在手機上第一次看，我覺得你只是在看參考資料而已，你不是在看電影。電影不是拍來給你在手機上看的。”

　　但現在是一個什麼都可以在手機上看的年代。

　　“我可以理解，大家在手機上看東西就能得到足夠的樂趣。你用看抖音一樣的畫面去看《現代啟示錄》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這部電影很有趣或者很精彩。可其實你會錯過很多電影之所以偉大的原因。”

　　可是他同時也説，如果自己繼續在電影上做嘗試，他會在自己所處的這個年代去看待它們。

　　原因呢？蔡康永覺得這是“做節目”帶給他的。

　　“也許藝術家完全可以活在他的時代裏，他不需要知道時代在幹嗎。可是做節目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他説：“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完全擺脫做節目的身份，不再敏銳地感覺到這個時代是什麼樣子，我説不定會覺得那是另外一種幸福，可是目前這種節奏感，我也沒有覺得困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