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電影須有所取捨 對人性批判只有文字能完成

 

　　嚴歌苓： 電影必須有所取捨 對人性的批判只有文字能完成

　　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實習生 袁夢菲

　　致敬詞

　　觀音山杯·2018花地文學榜

　　年度長篇小説　嚴歌苓《芳華》

　　嚴歌苓是外科醫生式的作家。《芳華》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樣，溫柔細緻而又深刻入骨。

　　小説用第一人稱寫作，在敘述者和“我”之間游離、變換，似真似幻。在不加矯飾的冷酷描寫中，展示了忠誠與背叛，信任與告密，尊重與迫害，無私與卑鄙；同時在字裏行間，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她對人性弱點的反思，對筆下人物的慈悲——不是“我選擇原諒你們”的那種傲慢的慈悲，而是在“我和你們一樣”的道德前提下，遲疑地批判，平靜地陳述，這遲疑和平靜本身，就是一種慈悲。

　　“芳華”兩字並不是一種諷刺，但也不是一種歌頌，它是一切歲月終歸平靜後的溫柔。正如嚴歌苓説：“任何情感，任何美的東西都是帶有一點哀愁的。”正是在這種哀愁裏，折射出現實的豐富和人性的複雜。

　　一年裏，高産的華人女作家嚴歌苓有五個月的時間無法寫作。用她自己的話説：“不能過正常的讀書人和寫書人的生活。”

　　在來到廣州接受羊城晚報2018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説作家稱號前，嚴歌苓剛從阿布扎比回來，去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化峰會；再之前，她去了一趟倫敦的牛津大學，做了兩場演講；在花地文學榜年度盛典後，她立馬奔赴海口，準備她下一部關於海南的新作品。

　　“到了國內，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事兒，就算堅持寫品質也不一樣，回去説不定都得給刪了。”最後，嚴歌苓選擇放棄掙扎，乾脆把自己弄成兩種狀態：在國內就採訪、會談，包括為了創作採訪別人；在國外的家裏，就是寧靜地寫作、讀書，過著規律、可以自己把控的生活。

　　“早上寫作，下午鍛鍊，晚上看電影，期間讀書。”嚴歌苓這樣總結她在柏林的生活模式。她曾在接受採訪時説，自己是個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寫作的工作，在她看來，和會計師做賬也沒什麼差別。而在飛行十個多小時，跨越七個時區回到中國，她就成為屬於公眾的“嚴歌苓老師”：畫著一絲不茍的粧容，保持著禮貌得體的姿態，行程緊湊得像當年當兵時的時間表。

　　也許只有在下飛機打開手機的剎那，旁人才得以窺見她切換身份的瞬間。在從機場通往市區的路上，嚴歌苓用英語和電話那頭商量著教育孩子的事情。結束通話，她和記者説的第一句話是：“我現在是一個從孩子和丈夫身邊逃離的‘犯罪母親’。”壹

　　《芳華》之後不會再寫這段記憶

　　羊城晚報：今年您最受矚目的作品是《芳華》，為什麼會不斷寫軍旅生活的題材？

　　嚴歌苓：我在軍隊待了13年，是我的人生觀被塑造、性格被養成的最重要的青春史，基本從一個孩子到一個青年，12歲到25歲，可以説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我常常去回顧，而且為自己這段生活感到挺自豪的，(這段生活)給了我非常堅強的意志和紀律，使我今天能夠有很高的寫作産量。這種自我約束、自我紀律，和把我從孩子培養成一個青年的這段時期是息息相關的。

　　羊城晚報：在重復寫這段記憶的過程中，是否對這段記憶有不一樣的認識？

　　嚴歌苓：當然會有不一樣，因為我的閱歷會不斷改變，我也對我居住的國家不斷地加深認識，這些東西都會反過來使我反觀、反思這段生活經歷，使我有更新的認識。《芳華》，用英文説是：“get it out of my system。”也就是説有所交代了，以後我應該也不會再寫這段記憶了。

　　羊城晚報：不僅僅是軍旅題材，作品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都帶有您的一些個人特徵，而且很多故事都沒有一個好結局，這與您個人的文學觀有關係嗎？

　　嚴歌苓：難道《芳華》的結局不好嗎？劉峰找到了最愛他的女人，這個女人一直珍惜他性格中最值得寶貴的善良，一個人一輩子有一個知己，並與這個知己走到生命的終點，就看你怎樣看待“好結局”，在我的詮釋中，我認為他挺幸福、挺圓滿的。

　　貳

　　用小説中的人物來戀愛

　　羊城晚報：您很鍾愛寫邊緣的女性角色，為什麼？

　　嚴歌苓：我就挺邊緣的，我特別喜歡住在邊緣，我不願意進入任何國家、任何城市的主流人群，我覺得他們特別沒勁，特別有可預期性。邊緣人物從來不認為任何事情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所以我覺得他有更多情感的敏感點，他對所有發生的意外都泰然處之。就像我在德國，他們都説德國人有時候説話特別直白、粗魯，而且經常帶著教訓人的態度，但我覺得德國人挺好的，因為我不懂德語，所以對我也粗魯不起來。

　　羊城晚報：寫了這麼多年，您擔心自己會形成慣性嗎？

　　嚴歌苓：總是要有點慣性的，慣性也可以叫做momentum，就是到了一定時候你會去思考、會去工作。我經歷了很多事，也容易去思考一些事情當中的意義、故事性、人物的獨特性，我是非常喜歡思考的，這些最終都會結合在我的小説裏。我寫小説是一種表白自己的方式，我不喜歡寫散文就是因為散文是嚴歌苓在表白，表白一些我認為是真理的時候，人家就會抓著嚴歌苓來負這個責任，但是如果我用小説裏的人物來表白我發現的真相，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羊城晚報：所以在作品中您會利用人物做一些現實中不敢做或者不去做的事情？

　　嚴歌苓：對，因為或許每個人心裏都有通姦者、殺人犯等潛質，但你不可能用自己的人生來體驗這些，比如我活到這個歲數家庭非常和美，我不可能再去戀愛。但是戀愛這個經歷是每個人都嚮往的，那就用小説中的人物來戀愛。

　　羊城晚報：您之前也説過蕭穗子既是您也不是您，不是您的是哪一部分？

　　嚴歌苓：比如我從現實中看到一個事情，我把它變成小説，那這個穗子就不是我了。小説是有大量的虛構成分的，我記得我小時候，文聯門口坐著一個很臟的、抱著孩子的女人，文聯有個很喜歡喝酒的老單身漢，他姓余，是膠東遊擊隊的司令，有一天夜裏余司令就把要飯的女人領回家。這個事情後來爆發了，都説麻風病人到澡堂去洗了個澡，嚇得大家都不敢去公共澡堂。我就把這兩件小時候聽過的事情結合起來了，變成了一件事情，如果是嚴歌苓來講這個事，那我只能告訴你這就是我童年聽了一耳朵、兩耳朵的驚悚事件，但如果我要把這個事情合理地寫到一個故事裏，那就變成了穗子的故事。

　　參

　　不可以讓步的我都讓了步

　　羊城晚報：您在小説中會很犀利地寫出人性的陰暗面，但電影中會進行美化，這是如何取捨的？

　　嚴歌苓：電影很多時候要做出屈服，要符合現在“正能量”的説法。另外，電影必須要從小説中取捨，因為小説的題量大得多，取捨的都是符合大眾媒體和正能量的片段。而且小説中犀利陰暗的、特別是對人性的批判的片段，只有文字能完成，在電影裏表現出來就顯得太粗暴了。

　　羊城晚報：您會在這種文學的讓步中設置底線嗎？

　　嚴歌苓：不可以讓步的我都讓了步，沒辦法，要不然小説也出版不了。小説也是改過才出版的，國內出版社和雜誌社都退過稿。

　　羊城晚報：您在選擇導演時會有標準嗎？

　　嚴歌苓：是導演選擇我，不是我選擇導演。在中國沒有作家去選擇導演的，都是導演讀了我的小説，他們願意拍成電影，才來找我買版權。

　　羊城晚報：現在年輕的寫作者，很多都想做編劇，您是怎麼想的？

　　嚴歌苓：我最怕做編劇了，特別影響我寫小説的時間。因為做編劇的時間是無法控制的，導演讓你改一稿你就得改一稿，我現在做編劇就是一稿，寫完以後讓別人去改，保留一個不署名權，如果改得一塌糊塗就把署名拿掉。

　　肆

　　我的創作力與我的病態有關

　　羊城晚報：您自己最滿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嚴歌苓：我最滿意的是《雌性的草地》。《芳華》是很貼近我自身經歷的一部小説，我寫的相對來説非常任意，也非常自然，我想進入小説就進入小説，想回到對小説的詮釋和分析就出來。《雌性的草地》確實讓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想像力有那樣高的飛翔。

　　羊城晚報：您會回過頭看舊的作品或者修改它們嗎？

　　嚴歌苓：我不會修改它們，比如，我覺得現在來修改《雌性的草地》，可能會把它修壞了，因為那個時候的激情、詩意都是屬於29歲的嚴歌苓，現在不一樣了。

　　羊城晚報：您覺得自己的模式可以複製嗎？

　　嚴歌苓：當然不可能，因為沒有人像我這樣勤奮、有紀律，也沒有人有我這樣的想像力。因為我的創作力和想像力與我的病態是有關係的，我得過躁鬱症，得過躁鬱的人都是做出巨大犧牲的，他們的創作力是他們的病態之一。等到興奮到了巔峰，興奮到巔峰的時候，會突然跌進抑鬱的深谷，像海明威之類的作家最後就自殺了。這也讓我感覺到活在這個醫學進步的時代的幸運，現在有許許多多種藥物來治療躁鬱症，也使我只收穫高創作力，而不必再忍受抑鬱和失眠的苦痛。

　　羊城晚報：您的小説創作很高産，是否和在海外應酬少有關係？

　　嚴歌苓：我在海外沒有應酬。實話告訴你，我在國內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非得回到我的生活環境，我在生活中有主控才能寫作，自己安排時間，自己要有一個非常規律的生活，早上寫作，下午鍛鍊，晚上看電影，期間讀書，這樣我才能感覺腦子好使一些。到了國內，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事兒，就算堅持寫品質也不一樣，回去説不定都得給刪了。所以我覺得別掙扎了，這種糾結、掙扎特別不好，乾脆就弄成兩種狀態，在這邊就採訪、會談，包括我寫新的作品要採訪別人，這也是一個作家應該有的狀態，借助別人的故事，聽別人聊天。另外一個狀態就是非常寧靜地寫作、讀書、看電影的狀態，以後我也不會再混淆這兩種狀態了。我覺得什麼都不如糾結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