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潮後的冷思考 文博類節目帶來哪些新變化?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4月2日電(袁秀月)“一個節目讓數以億級的觀眾來看文物,這改變了我們很多過去的思路。”近日,在一個研討會上,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談及《國家寶藏》時表示。從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説話》到綜藝《國家寶藏》,近兩年,文博類節目迎來大爆發,不僅將“博物館熱”從線上帶到了線下,還帶來了觀眾觀念的轉變,博物館經營以及對媒體傳播態度的轉變。
從鑒寶“發財夢”到探究文物背後的故事
博物館和電視的聯手由來已久。2002年,《文物保護法》對民間收藏做出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收藏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隨即,2003年,民間藏品就進入了電視熒屏,大批鑒寶節目先後涌現,並掀起一股“收藏熱”。
十幾年來,鑒寶節目也從盛行一時到備受爭議,文物的經濟價值逐漸成為節目的焦點。“每個人拿著東西到電視臺來,幾乎做的都是發財的夢。”《國家寶藏》主持人張國立表示,現在的文博類節目,基本掃除了個人的發財夢,走向一種新的模式。
“博物館展示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見證物,重點應該放在見證物上,而不是重要性、貴重上。”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表示。
《我在故宮修文物》關注匠人師傅,《如果國寶會説話》用文物講述中華文明。而在《國家寶藏》中,這種觀念的轉變始終貫穿其中,從藏品的選擇到藏品的呈現和演繹,文物背後的故事一直是主角。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認為,這種傳播有助於全民樹立一種正確的文物觀念,從這個寶貝值多少錢,到問文物背後有什麼故事。
《國家寶藏》的熱播給博物館帶來了大批觀眾,九大博物館的觀眾人數皆有所增長,遊覽模式也從匆匆而過到駐足停留。龔良稱,今年春節期間,南京博物館的觀眾人數達到了11.7萬人,觀眾的逗留時間則達到了3小時45分。
“長期以來,人們進來故宮都是看看皇帝住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結婚之類,就走出去了。”單霽翔表示,而現在,很多觀眾都是抱著學習的態度,抱著聽故事的目的來的。
《如果國寶會説話》海報
文物解讀從專家走向大眾
觀眾觀念的轉變也給博物館的工作帶來了啟發,單霽翔坦言,博物館一直都重視數據,比如有多少觀眾,展出了多少文物等。但他認為,在今天,不僅要看有多少觀眾,還要關心他們進來都看到了什麼。
在文物講解上也要有所變化,單霽翔表示,以前,講解員在介紹文物時都會説,這是國家一級文物,這是珍貴文物,對於其珍貴在哪兒,有什麼故事,對於現實生活有什麼啟迪則很少談及。
“要從數量增長走向品質提升,走向品質提升就是要講好文物背後的故事。”單霽翔表示,以前很少人看展覽,現在80%的人都是看展覽的,而且很多都是年輕人,“這是我們的進步,這進步來源於我們自身的變化”。
文博類節目涌現後,很多國寶也開始進入大眾討論範圍,一躍成為“明星”。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李健毛就將《國家寶藏》稱為是一個“翻譯器”,它讓文物實現了由專家到大眾的語境轉變。
浙江博物館副館長蔡琴表示,這種轉變也給她帶來了一些思考,“之前,對文物的解讀就是我們博物館的人的學術權利,現在,每個人都能發表他的看法”。
在文物面前,每個人都很渺小,都責任重大。蔡琴稱,以前,他們對博物館的藏品研究是科研,“是自己搞懂”,而現在則要科普。
“除了藏品的本體和延伸之外,還要研究它的傳播載體。”蔡琴表示,在國外的博物館學中,有活動策劃和傳播手段的研究,而在國內則沒有,她認為,應該從這方面打造專門的隊伍和學科。
近600歲的故宮從厚重到“萌”
從文創産品熱銷到《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受追捧,近600歲的故宮在“萌”和“厚重”之間轉換,成為網際網路時代最特別的“網紅”之一。
可就在幾年前,故宮還面臨著重重“危機”,長期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單霽翔認為,這種改變來源於新媒體。
“怎麼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就是通過人們歡迎的、影響力大的節目。”單霽翔坦言,過去故宮的做法是不需要宣傳,畢竟“不宣傳來的人還那麼多”,對於媒體也多是婉拒。婉拒了這麼多年,單霽翔不禁問:“難道你只是關注量,你就沒有影響力嗎?”
“要讓收藏在禁宮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靠媒體的傳播力量。”單霽翔坦言,這反過來也會幫助他們認識到問題,然後進行一系列改變。
“博物館對公眾呈現的形式就是不鼓勵博物館裏用更多的複製品,也不鼓勵博物館裏有很多評價性的語言,但是綜藝節目參與進來,往往是評價性的,想像性的更多一些。”龔良表示,一開始錄《國家寶藏》時還有很多疑慮,現在看來,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以前我們就是做展覽,請大家來看,但是光看展覽這樣的傳播其實是不夠的。”龔良直言,要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共同傳播,擴大博物館的影響力。
不過,龔良也表示,即使是電視節目,也要堅持內容的正確表達,“如果不能正確地解讀,正確地表達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寧可不做”。(完)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