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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滄桑600年:原稿毀於大火 正本失蹤

2018年03月12日 11:12:00來源:中國青年報

  《永樂大典》滄桑600年  

  《永樂大典》是明代永樂皇帝命內閣首輔、有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縉等人編纂的大型類書,成書11095冊,保存了我國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種,堪稱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

  2018年2月8日至3月2日,國家圖書館精選《永樂大典》部分珍品向讀者開放展示,還邀請讀者一起抄寫《永樂大典》中的經典篇章。其中一個展櫃展出的單獨一冊《永樂大典》,是這部皇皇巨著的散落殘本最近也是最後一次現身——今年59歲的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程有慶,每次回憶起11年前在上海偶遇那一冊《永樂大典》,都覺得是一個幸運的意外。

  2007年5月,國家圖書館成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隨後派遣專家組到各地調研古籍的相關情況。11月,程有慶和楊成凱一組,前往江浙滬,同一時間,故宮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這三地調研金石碑帖。

  “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們説,有一個上海的老鄰居有《永樂大典》,想請我們看看。當時覺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還是答應了。”程有慶記得,那天晚上8點,這位已經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樓等他們,進到房間,拿出兩冊《永樂大典》。

  “第一冊,是影印本,大家心裏有一點涼;第二冊,從古籍真偽的鑒定來看是真的,書還保存著明代的包背舊裝,可幾位先生都不敢相信。”程有慶讀過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書中收錄有《永樂大典》目錄和已知現存的冊目,“只要查那個表,就能知道這一冊的內容對不對得上。我當即打電話給我父親,請他幫我查,確認了這一冊不在現存冊目中”。

  物和內容都確定了,程有慶和楊成凱才敢跟國家圖書館彙報此事。後來,袁女士又帶著此書專程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文物局組織傅熹年、張忱石等專家先後進行了四次鑒定,確認無誤。最終,這一冊《永樂大典》回歸故土,入藏國家圖書館。

  《永樂大典》歷經600年風雨滄桑,從成書之初的萬冊巨帙到今僅剩400余冊,她的聚散離合也是中華古籍的悲歡縮影。

  從《文獻大成》到《永樂大典》,史上最大百科全書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難”之名,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取了政權,改元“永樂”。也許是因為皇位來得不那麼名正言順,永樂皇帝就想用別的方式證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修,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系統地收集天下古今書籍。

  從永樂元年到次年十一月,編書任務完成,永樂皇帝賜名《文獻大成》。然而,翻了翻書,永樂皇帝很不滿意,覺得遠遠沒有達到輯“百家之書”的要求,於是在永樂三年(1405)又命令重修。

  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第二稿完成了,這一次,皇帝很滿意,正式將其定名為《永樂大典》,並親自撰寫序言。據姚廣孝《進永樂大典表》,全書繕寫成22877卷,裝成11095冊。

  《永樂大典》開本高50釐米,寬約30釐米,用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製成的皮紙,潔白柔韌。作為大型類書,《永樂大典》除將各個門類事物的首字用篆、隸、草體書寫外,正文均為端正大方的楷書檯閣體。正文為墨色,引用書名文字為紅色,斷句和標聲符號用紅色小圓戳鈐印。全書朱墨燦然,溫潤古雅,是寫本中的精品。

  《永樂大典》蒐集了當時能看到的所有圖書資料,將相關內容的一句、一段或者整篇、整部書摘引抄錄。永樂皇帝在此表現出了寬大的胸懷,即便是對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説法,也都一併摘抄,這一點似乎比乾隆皇帝的《四庫全書》要大度得多。

  類書是輯錄各門類或某一門類學科的資料,並依據內容或字、韻分門別類編排,供尋檢、徵引的工具書。它把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文獻彙編在一起,很像西方的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就將《永樂大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原稿毀於大火,正本神秘失蹤

  《永樂大典》編纂不易,書成之後更是命途多舛。

  萬冊的巨大體量難以實現雕版印刷,《永樂大典》的所有內容均為手抄而成,永樂六年(1408)冬才完成抄寫,是為正本,藏于南京文淵閣。至於原稿,則一直沒有離開南京,弘治皇帝曾想把原稿帶到北京,但未能如願。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宮內大火,《永樂大典》所據原稿付之一炬。

  永樂十九年(1421),《永樂大典》正本隨文淵閣圖書一起被運到北京,暫存于奉天門東廡,但不巧宮中發生火災,於是書在奉天門一放就15年,直到正統元年(1436)才被送到宮中文樓,那已經是永樂帝曾孫朝的事了。

  “《永樂大典》體量太大,其實歷代皇帝都看得不多,書被束之高閣。直到嘉靖皇帝,他喜歡,經常在案頭放幾本,時時翻閱。”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説,也正是嘉靖皇帝的珍視,為《永樂大典》的延續作出了巨大貢獻。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宮中失火,奉天門和三大殿都被燒燬,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樓,趕緊命人把《永樂大典》正本搶運了出來。他對這部書是真愛,害怕下次就沒這麼幸運了,於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任命高拱、瞿景淳兩位大臣負責校理繕寫《永樂大典》副本,“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

  抄副本也是一項大工程,當時招選了謄錄、繪畫生員109人,按照嚴格的規章制度,完全按照《永樂大典》正本的冊式、行款摹寫,每人每天只能謄抄3葉,不得塗改,每冊結尾處還註明重錄總校官、分校官的名字。所以,正本和副本在內容和外觀上沒有區別。

  可惜,嘉靖皇帝沒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重錄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他駕崩時也尚未完成,直到次年隆慶元年(1567)四月才大功告成,共耗時5年。

  然而,自從副本完成後,《永樂大典》正本就下落不明瞭,至今仍是一樁懸案,引發諸多猜測。陳紅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我們現在看到的《永樂大典》,全都是副本。一整部正本,人間蒸發,沒有任何毀損和去向的記錄。”

  目前,關於《永樂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這麼幾種説法:一是隨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毀於明萬曆年間的火災,三是毀於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毀於明末的北京宮中,五是毀於清乾隆年間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宬(明清兩代的皇家檔案館,位於今北京天安門東的南池子大街)的夾墻內。

  很多人願意相信,書還在,也有很多人等待著書重見天日的那一天。

  副本已知存世僅400余冊,誰“拿”走了《永樂大典》

  誰“拿”走了《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間放置於翰林院。

  據史料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編纂完《四庫全書》,曾對《永樂大典》副本做過清查統計,還剩9881冊,已經有千余冊不知所終。當時的官員認為,康熙時期的3位大臣徐乾學、高士奇和王鴻緒在書局最久,嫌疑最大。但搜尋後也沒有發現什麼,只能不了了之。

  副本最大規模的遺失是在咸豐十年(1860)以後,英法聯軍入侵,清廷議和,自此北京外國使館林立,“洋人好奇貨,國人善賣之”,有的翰林院官員尤其“擅長此道”。時人記載,“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約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加穿于身,偷《永樂大典》二本”。在當時,洋人花10兩銀子就可以買到一冊《永樂大典》,堪稱價廉物美。

  光緒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永樂大典》已不足5000冊。朝廷很生氣,嚴肅追究監守自盜的官員,“交刑部斃于獄”。然而後浪推前浪,嚴刑並不能阻止貪婪的人,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翰林院的《永樂大典》僅存900余冊,説明11年間,以平均一天一冊的速度,又有4000余冊不知去向。

  《永樂大典》的另一大劫難就是1900年的庚子國變。1900年6月23日,義和團圍攻英國駐華使館,把位於使館北面的翰林院也燒了,《永樂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後來,英國使館交回了330冊,但已經有很多被焚燬或竊取。

  據記載,當時日本東洋文庫聽説翰林院被燒,立刻帶著幾個人趕到翰林院,每人帶走了幾本。後來,英國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英國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和托馬斯·比格(Thomas Biggin)也盜走了一些。

  英國使館交還的330冊《永樂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風雨飄搖的年代,朝廷已經無力或也無心保護這部書,書放回之後又遭盜竊。在當時北京琉璃廠的書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樂大典》的蹤跡。

  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周樹人(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等部門的工作。在他的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將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殘本交由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保管,僅存64冊。

  從成書11095冊到僅存64冊,《永樂大典》歷經500年滄桑,等待重生。

  歸集國家圖書館,山東老太太也送來了一冊

  1949年之後,《永樂大典》的收集工作進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館員顧子剛率先捐獻3冊;1951年7月,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歸還中國11冊,由文化部撥交北京圖書館;同月,商務印書館捐獻21冊。

  北京圖書館在1951年8月特地舉辦了《永樂大典》的展覽,表彰捐贈者的無私奉獻,這更激發了各界人士的熱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將家藏的1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金梁、徐伯郊、趙元方、張季薌等先生也紛紛捐贈。

  《永樂大典》之珍貴稀有,發現一冊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發現的兩冊,堪稱傳奇。

  1983年,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家中,竟然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陳紅彥回憶,據説當時中華書局做了《永樂大典》的掛曆,孫洪林看見後,説“這東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覺得是個笑話。北京圖書館得到消息後,抱著試一試的希望,派專家來到孫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這一冊是《永樂大典》(卷3618、3519“門”字韻),最早存放在孫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識字,把書的“天頭地腳”裁了下來,書用來夾鞋樣。幸運的是,農家婦女因襲祖上“敬惜字紙”的傳統,沒有損壞有字的部分,使這冊《永樂大典》的內容得以完整保存。後來,孫家將此書通過掖縣文化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

  如今國家典籍博物館的大門,就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銅雕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朱炳仁,根據這冊《永樂大典》中的“淩花雙龜背”圖設計的。

  而《永樂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現,就是本文開頭所講的故事。至此,經過幾代人的多方蒐求,國家圖書館現收藏有《永樂大典》224冊,另有200余冊流落海外,散佈在日本、韓國、英國、德國、美國、越南、愛爾蘭等國。

  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二十四史”

  對後世而言,《永樂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輯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經亡佚的重要文獻,很多消失的典籍借此才得以傳世至今,因此,《永樂大典》也被稱為“輯佚的淵藪”。而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的輯佚工作,當屬《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學政朱筠提出用《永樂大典》輯佚,當時共輯出“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有不少書都被編入了《四庫全書》。

  陳紅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從永樂到乾隆,雖然相隔只有300多年,但已經有幾百部書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編的《舊五代史》,元代時傳本已經湮沒,是被清代著名學者邵晉涵從《永樂大典》裏輯出的。這標誌著我國的‘二十四史’官修史書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説,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二十四史’。”

  即便現在只剩400余冊,也還能從中輯出文獻。程有慶介紹,自己小時候最愛看的《薛仁貴徵遼事略》,就是文獻學家趙萬里從《永樂大典》“話”字韻中輯出的整部話本,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林世田也從中輯出了元代的《禪林類聚》……

  為搜尋《永樂大典》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鄭振鐸曾感慨,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在的話,我們對於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書的命運往往與國之命運相依,《永樂大典》數千冊的灰飛煙滅不過百餘年時間,今日之存不過百之三四:她留給後人的是財富,也是警鐘與責任。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蔣肖斌 本文圖片除署名者外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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