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清朝御醫手稿值兩億？別胡扯了》兼論古藥方有效性

　　黃恒昌 2017年10月25日撰文

　　2017年5月下旬，某作者發表名為《清朝御醫手稿價值兩億？別胡扯了》的文章。該文列舉了若干例子，從“御醫為保命甚于治病”，“古代宮廷制度”，“現代領袖的醫療團隊”三個角度出發，得出御醫醫術不高，故而御醫手稿缺乏醫學價值這一結論。在詳加閱讀、反覆斟酌之後，我認為該文之論證確實經不起推敲。故而我不揣淺陋而撰寫此文，一為駁斥此文之觀點，二為從正面論證古藥方的有效性，以明價值，以正視聽。

　　1.駁《清朝御醫手稿價值兩億？別胡扯了》

　　第一，該作者片面地選擇對其觀點有利的例子進行論證。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説，那就是樣本有偏，這導致其結論不具有內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倣照該作者的研究方法，我可以得出與該作者不同的結論。該作者説古代御醫為了保命而選擇‘從眾診斷’，但也存在的事實是：醫術高明的御醫“兵出奇招”並取得成功。如，唐高宗時期，御醫張文仲，秦鳴鶴在對皇帝動針藥需冒極大風險的情況下，提出“風上逆，砭頭血可愈”的建議，並最終治好皇帝的病。該作者説宮廷機制下，診斷制度和皇帝的個人行為導致御醫醫術不高，但存在的另一個事實是：清朝的御醫選拔制度完整，有一系列嚴格的考核，非積累多年經驗和具備高明的醫術，是無法晉級為御醫的，具體可參考《御醫養成計劃》（紫禁城，2013年第7期）。該作者舉的蔣介石和毛澤東醫療團隊的例子更是帶有明顯的目的性與傾向性，屬於有選擇舉例之做法！擔任蔣介石數十年的私人醫生熊丸先生在《蔣介石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曾介紹蔣介石的健康理念之一是有病就中西醫兼治。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10月11日曾對楊尚昆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可見，毛澤東和蔣介石等名人，從未否定過中醫。在帶著偏見的情況下來分析問題，該作者結論的可信度可想而知。

　　第二，該作者混淆了診斷行為和御醫醫術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是理解御醫之真實水準與具體表現的關鍵所在。該文所舉的例子，不過在一定程度證明了御醫在皇家治療過程難以有突出的成績。但是，那是在客觀環境的制約下（比如皇帝嬪妃直接出言干預等），御醫的真實水準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完全發揮實屬正常，根本説明不了御醫醫術水準不高，更沒有證據説明汪必昌的手稿缺乏醫學價值。該作者連研究對象都沒有搞懂，全文更拿不出證據，拿不出理由來否認汪必昌手稿，就敢得出“御醫手稿價值兩個億是胡扯這一結論”，真不知其勇氣從何而來。另外，其舉了清末派御醫到外國學習的例子，就遽然得出御醫醫術不高的結論，這更是荒謬至極。對清末歷史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在當時西風東漸的情況下，朝堂上已出現部分西化的勢力，故而派遣御醫到外國學習，這件事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色。

　　第三，該作者缺乏正確的文化觀。這句話看似是誅心之論，但一點也沒有誇大，更不是出於泄憤。該作者認為御醫群體不行，所以汪必昌的手稿缺乏醫學價值。那是不是可以這麼説，一個群體的行為就足夠否定任何一個個體？若如此，他/她是否也可以再寫一篇長文，題目和內容我都給他/她想好了：“古代欽天監很厲害？別放屁啦”，內容就説，古代欽天監怕被皇帝責罰，亂報天象，所以他們根本不懂天文。這顯然是不行的。何況，御醫群體醫療水準不高這一論斷還是基於作者片面的，錯誤的研究方法得出的。除此之外，當我們得到一件文物，我們正確的文化態度是：研究它，利用它！而絕不是在未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去否定它或者製造妨礙它得到合理利用的環境。顯然該作者之做法讓人不能不覺得他是想要讓這本重見天日的手稿又躺回冷清的地下，卻不曾想到發掘其價值將會利於韆鞦。

　　2.古藥方的有效性幾何？

　　辯證地看，的確存在部分古藥方之內容要求和現代條件不相適應的情況。但是，古藥方這一寶藏同樣是一座擁有巨大開發潛力的“富礦”，合理對待和積極發掘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一，要在歷史和比較的語境下看待古藥方的有效性。受歐美強勢文化影響，亞洲國家大都有一段“推崇西醫，否定中醫”的歷史。儘管如此，古藥方存在的合理性仍是共識。比如，日本在歷史上曾推出“廢醫存藥”的政策。但在實踐中這個政策被證明是錯誤的。隨著慢性病的氾濫，日本人又再次認識到西藥的不足和中醫的好處。1972年，日本恢復中醫教學；1976年把漢方210個方劑及140種藥材加入醫保；2004年把中醫納入西醫的必修課；2006年又把中醫加入西醫臨床考試、納入西醫年檢內容；2008年，中醫被納入西醫資格考試。在市場上，日本的漢方藥大行其是，獲取鉅額的經濟收益。中國的社會發展水準落後於日本，現在對中醫的質疑不過是日本過去走的道路而已。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總有一天中醫將改變現在的地位並佔領巨大的市場份額。在現階段，有發展眼光的藥企應該注重中醫，注重古方藥的開發，這是在為當下造福、為未來奠基。

　　第二，古藥方的成功背後是科學的機理。我們不否認糟粕的存在，但不得不説古藥方能夠傳承成百上千年自然有其背後存在的科學機理相支撐。許多人抨擊中醫藥方，多是從它的表面去説。其實，中醫和西醫一樣，都符合“大樣本，隨機，雙盲”的原則，其區別主要是對疾病的辨別方式不同。西醫是根據外來的刺激來開藥，藥物需要治療好某類病菌引起的外感。中醫則不同，中醫根據人體的反應來開藥。在中醫看來，無論是什麼疾病，反應相同，就可以按照相似的藥方來治療。儘管存在區別，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不過，中醫比西醫更合理的一面是中醫在開藥時還考慮人體的體質。比如，對同一疾病的不同體質的病人，中醫在開藥時都會有所區分。在這裡我舉一個例子：許多人認為中醫不科學，不可重復。但SARS期間，香港的死亡率為17%。鐘南山領導的醫療團隊對117人進行治療，死亡人數10人，死亡率僅為8.5%。其中，71人用中醫介入治療，1人死亡；46人用西醫介入治療，9人死亡。廣州

　　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名非典病人，無一例死亡，0%。平均退燒時間3天，且醫護人員無一人感染。鐘南山當時從《傷寒論》得到啟發，典型的大青龍湯症用大青龍湯治療，最後取得成功。可見，幾千年來傳承的中醫藥方，也具有著實踐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和科學性。那些不理解中醫，不理解古藥方的人，憑著個別例子，大肆否定古藥方背後的科學機理，可以毫不客氣的説，那是在混淆視聽，是把人類的健康和未來當做兒戲的行為。

　　第三，古藥方的價值絕不止于治病本身。隨著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人們更加關注“生活品質”。在此意義上，相比于西醫，古代中醫藥方具備其獨特的優越性。首先，其貫徹著“治病和養身”理念。中醫強調“是藥三分毒”，故而在配藥時特別考慮人的體質。《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和東吳群儒辯論時，舉了一個沉疴之人需先調養恢復體力，再猛藥治愈的例子。相反，西醫則並未考慮這類因素。比如使用抗生素，就如同地毯式轟炸。明明是身體某個部位出問題，卻把身體都“炸”了一遍，長期下來，身體能不出問題麼？SARS期間，採用西藥治療的患者，在治愈後，有許多都出現了肺部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症。但用中藥治療的患者卻沒有後遺症。中國頂級西醫華益慰在臨終前曾接受西藥治療，最後感慨一句“手術很成功，但人要死了。”試問在未來，誰願意在忍受疾病的痛苦的同時又忍受治療過程的痛苦？中醫藥方雖説不能完全消除治療的痛苦，但其的確能緩解其痛苦。因此，我們可以展望中醫充滿前景的未來。其次，中醫古藥方不乏日常養生的方子，並且該類方子越來越切合現代人的需要。部分眼光獨到又有魄力的企業通過古藥方開發養生産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如，陳李濟的烏雞白鳳丸等，六味地黃丸等。綜上所述，發掘中醫古藥方不僅能給病患帶來更好的醫療服務，還能能深入開發養生等衍生功能，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

　　第四，中醫古藥方的不科學部分可以通過現代技術鑒別等手段提前發現、及早剔除。許多人死揪著中醫中一小撮“不科學”內容不放，殊不知，對待文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協助我們“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擴大中醫古藥方的使用用途。比如，長期飽受批評的“馬兜鈴”，它真的傷腎嗎？現代生物技術其實已經得出答案：如果在單味大劑和長期低劑的情況下，它的確會傷腎。但在中藥方劑中，它能起到鼓動腎氣排除腎寒的作用，起到護腎和暖腎的功效。所以，以正確態度對待中醫，借助現代技術克服其不合理性，中醫古藥方能起到的作用遠遠大過我們的想像，並能創造巨大的經濟社會價值。

　　3.為什麼説《聊復集·怪症匯纂》能達兩億？

　　在對中醫古藥方的有效性進行論證後，我們回到本次爭論的對象本身：《聊復集·怪症匯纂》是否能達兩億？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聊復集·怪症匯纂》的藥方有龐大的市場前景。首先，該手稿雖名為“怪症”，但我們發現：該手稿記載的很多病例，在當下社會已經是相當普遍。如“腫瘤”、“癌症”、“尿血”、“猝死”、“黃疸（肝炎）”、“性病”、“房後疲倦”、“羊癲瘋”等。以肝炎為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有20億人攜帶肝炎病毒，其中有17.5%患者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肝病。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我國每年報告甲肝發病2.2萬例，戊肝發病2.7萬例；全國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攜帶者約9300萬人，每年B型肝炎新發感染者仍然超過10萬人。在治療肝病的過程中，中藥呈現了其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因為肝炎都是因為感染病毒而發作（部分是藥物導致），中藥則以草本植物為主，本身不會攜帶肝炎病毒。而《聊復集·怪症匯纂》出自醫術水準極高的清嘉慶御醫汪必昌（被收入《中醫人物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其藥方在治療肝炎方面大概率必然要優於一般的治療肝炎的中藥藥方。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由此，我們可以確認，該書記載的藥方，具有龐大的市場前景。其次，該手稿所記載的相關藥方，還適合進一步開發“養身型”快速消費品，如開發“清涼飲料”，“護膚品”，“護髮品”等。可參考市場已有之案例，如陳李濟在推出“烏雞白鳳丸”和“咳喘順丸”後，也接著開發“陳李濟金板蘭潤喉糖”，“陳李濟胖大海潤喉糖”等，收益頗豐。綜合起來看，《聊復集·怪症匯纂》上所記錄之藥方能夠滿足企業多方面發展的需要，有助於企業形成一系列品牌，帶來巨大的綜合效益。

　　第二，《聊復集·怪症匯纂》記載藥方數目極多。或許大家會説，這算做什麼理由？其實只要大家仔細思考，就能明白。首先，該手稿記錄藥方總計778個，覆蓋範圍廣，有利於多類型、多渠道的産品開發，進而減少市場不確定性風險。不僅如此，此稿本還能夠形成品牌效應。試想以後若有一系列主打“汪必昌XXXX”的醫藥保健類專利産品，其社會影響力和市場佔有率該有多大？其次，我們也説過，古代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對於糟粕，肯定是要去掉的。而藥方這麼多，我們即使去掉五分之四的藥方不使用，仍能剩下155個藥方。這仍然足夠形成一個龐大的系列。2010年-2016年，中國醫藥制藥行業凈利潤率均超過10%，且有上揚態勢（數據來源：Wind金融終端）。我們做個簡單計算：假如最終開發50個藥品，每個藥品只要實現營業額4320萬就可收回成本。仍然以肝炎為例，2015年我國重點城市公立醫院肝炎用藥市場用藥金額為74.30億元。只要當年該産品市場佔有率為0.5%，就可以達到4320萬的目標。所以，這個稿本估價2.16億人民幣，完全是合理的，甚至還有較大的上漲空間。

　　第三，在産品開發與推廣之外，《聊復集·怪症匯纂》這一御醫稿本、孤本還擁有其他開發途徑。目前，“網際網路+醫療”是醫藥健康行業搶奪未來的一個制高點。《聊復集·怪症匯纂》則可以極好地與“網際網路+醫療”相對接。其涉及範圍廣，相關病情、病因、處方、劑量等記載詳細，適合構建網際網路診斷諮詢系統，給關注自身健康的人提供就醫和保健的參考。除此之外，還可以據之開發相關中醫藥學生的學習與培訓考核系統。當然，它不僅僅有經濟收益，還有其他社會效益。比如，可以填補學術界對御醫研究的空白，也帶來了特殊的收藏價值等。

　　第四，《聊復集·怪症匯纂》的背後，是傳承千年的中醫文化。一個成功的産品背後離不開文化的支撐。文化就是保證其擁有長久不衰的生命力的關鍵。國內許多藥企，不僅重視産品開發，也重視文化挖掘。如，同仁堂倡導的“皇家品質文化”，京都念慈菴倡導的“孝道文化”（當初，楊孝廉為治母親之病，到處奔波，後終從名醫葉天士處獲得川貝枇杷露的藥方，其後人在北京做藥，故命名為“京都念慈菴”）。再看看反面的例子，國內不少假托古方之名的藥物，都是曇花一現，那是因為其背後的文化空洞無物。回到《聊復集·怪症匯纂》本身，其背後的文化有哪些呢？我認為，起碼有四點：其一，御醫文化，這代表“皇家品質”。其二，孝道。據考，汪必昌最初是為治母病而棄文從醫，後成材。其三，嚴謹認真。相比于某些不正當途徑進入太醫院和某些走中庸道路的醫官，汪必昌具備他們所沒有的醫德：嚴謹認真。早年他的主要經歷就是四處行醫遊學，後因確有真才實學而得以進太醫院；其次，他在太醫院任職九年之久，並受到嘉慶帝的封賞。試問，假如汪必昌不嚴謹認真，他如何保證自己在九年時間中不會因為沒有治好皇帝的病而被問罪？其四，治病救人的醫者仁心。汪必昌其書主要記載的是怪症，且他本人還是為皇家診脈的御醫，這就註定在當時該書即使能發揮作用也比較有限。但作為醫者，汪必昌如此耗費心力以對少數的怪症患者，這本身豈不就是醫者仁心的表現？相比與于現在社會上的醫療風氣，汪必昌手稿表現出的“醫者仁心”文化，無疑是一股清流，能給患者帶來親切感，信任感，最終也有利於企業獲得更多的市場效益和社會效益。

　　綜合以上看法，我們可以看到，《聊復集·怪症匯纂》無疑是一座寶庫，它的價值遠遠不止2.16億元人民幣，還有著更為深遠廣闊的經濟社會意義。

　　這篇文章，不僅是為了反駁《清朝御醫手稿值兩個億？別胡扯了》中所宣揚的錯誤論調，更是為了讓這本手稿的真實價值能被更多人所知曉。筆者在本文中想要傳達的，更重要的是一種客觀對待文化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我們並沒有必要把汪必昌的手稿吹到天上，但大家也不能在不充分了解的情況下把它亂棍打死。筆者是在對中醫古藥方有效性和《聊復集·怪症匯纂》本身做了系統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出發，科學地、客觀地得出其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這一結論的。筆者堅信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聊復集·怪症匯纂》定能成為中國中醫藥事業的一張名片，為更健康的世界、更美好的未來做出貢獻！

　　2017年11月2日修訂稿。

　　本文由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收藏委員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