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文源何能斷中華必大同

　　（第十屆、第十一屆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在閉幕式上的致辭全文）

　　尊敬的穎奇兄， 

　　尊敬的慕明先生、仁和先生， 

　　尊敬的兩岸各位學者： 

　　昨天夜裏，我粗粗地勾勒了一個提綱，準備今天講。但是剛才聽了四個小組的報告，特別是聽了仁和先生和慕明先生兩個人的精彩講話，我發現我準備的這一點點東西，全都報廢了。他們二位雖然都謙虛地説一個是學法的、一個是學醫的，但是對文化各個方面的見解已經涵蓋了我所準備的內容。再加上四個小組代表所報告的各位專家的心得體會和高見，我昨夜準備的已無從置喙。於是我只好邊聽四個小組代表和鬱、焦二位報告，邊重新整理思路，以便表達一個與會者的意見。剛才王鴻舉市長説我們三個人點評，實際上我不堪如此重任，好在有仁和先生跟慕明先生講話在前，他們並沒有點評，而是直抒胸臆，我就沿著他們二位的路走，不點不評，也説説自己的想法。既然他們二位已經説得很深刻、很博大，那麼我就像打排球，打一個空檔。他們二位沒有對中華文化的多元化和巴渝文化以及抗戰文化進行過多的琢磨，我就從這裡説起，以免有“抄襲”之嫌。 

　　既然我們研討的總主題是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那麼就有三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中華傳統文化、現代化、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 

　　有關中華傳統文化，在我們所舉辦的歷屆研討會上，來自方方面面的學者都有很精到的闡述，我想這不是我們需要釋疑的問題，而只是需要進一步開掘，以今天的眼光進行詮釋的問題。換句話説，在總的方面，我們是有共識的。談到現代化，可能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論壇總題目當中的現代化並不是西方現代哲學裏所説的現代化。何為西方現代哲學裏所説的現代化？一般來説，就是以17世紀末18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為“現代”。他們所説的現代主義，就是在這兩百多年時間裏所形成的對於自然和人類社會，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今天和明天的關係，所形成的一系列基於理性主義而得出的結論。這些觀念、結論，滲透到不同國家的各個角落，與工業化生産的物質相應。基於這種工業化的産品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覆蓋全社會，這謂之現代化。而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現代化，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只是指生産方式、生産力以及人們的生活水準達到現代的高度。換句話説，我們所説的現代化，不是把西方發達國家兩百多年所形成的結論一股腦兒拿來移植，所以我常説此現代化非彼現代化。

　　因此，關於二者的關係，自然也就有不同的看法。這個看法，在我看來是在總前提下的不同的憂慮的反映。中華傳統文化要和當前這個時代相結合，要體現今天時代的特點，對此恐怕大家都沒有疑義。但如何結合，應該走什麼路，應該做哪些工作，卻可以見仁見智。在我看來，對於現代化的理解，在學術層面的分析，反映了我們包括海峽兩岸執政者、執法者和研究者，都有不明晰甚至誤會的地方。這並不奇怪。兩百多年來，力量最強大、經濟最發達的首先是西歐，繼而是北美洲。因而，這些地區與國家的人們就有了一種種族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找到一個理論依據，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把自然界的達爾文主義移到社會上來。社會達爾文主義走到極端就是雅裏安人種族優越論。優越者自然是世界的中心，因而就有“歐洲中心論”。如果是自拉自唱，自我欣賞，歐洲中心論可能只局限于西歐或者周邊地區。但是從18世紀起，工業化的産品、堅艦利炮滿載著種族優越論和歐洲中心論駛往五大洲。

　　隨著炮彈，這種觀念在所有被殖民的國家落地，並成為強制性的思想。與此同時，在歐洲，特別是在二戰之後的美國，當政者和學者配合，對本民族的人民進行了成功的洗腦工作——希特勒的洗腦，二戰之後從艾森豪威爾開始的洗腦，一直到今天小布希的洗腦。因而，種族優越論和西方中心論就不再是少數人的思想和主張，它已經變成廣大地區的民族的共識、民族的優越感。所幸，自然科學不斷地突破，再加上一次大戰、二次大戰的炮聲和鮮血驚醒了人們，因而二戰之後不久，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興起了對啟蒙思想家所得出的結論、所宣稱為絕對真理的一些理念的質疑。20世紀80年代後，這種質疑成為西歐主要國家和美國思想界、哲學界、美學界等輿論的主流。不過，這只在學術界是主流，並沒有成為執政者的主流。西方學者只有一支筆，或者一台電腦，聲音再大，在整個社會機器的隆隆聲中，在槍炮的轟轟聲中，卻顯得那麼蒼白、悲壯。

　　我痛心地看到，至少在中國大陸，我們的學界對外面的這個走勢了解甚少，因而在許多的界別，人們還在按照西方的“絕對真理”思考現在中國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第三個問題——二者的結合問題，就很難辦，甚至無法著手。也可以説，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是有共識的，對和時代精神結合也沒有異議，僅僅在如何結合、如何再創造新的文化方面，還需要切磋，還需要磨合。在何謂“現代化”的問題上，我認為是不夠清晰的，還需要深入地研究。 

　　在小組討論中和剛才四位小組代表的報告以及鬱、焦兩位先生的講演中，都涉及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問題。我們可以當之無愧地説，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在全世界各種文化中，恐怕是最強的。它源遠流長，它讓人驚嘆，無論是它的核心精神，還是它的表像，都可以使一切接觸它的人，不分國別、民族，都十分地著迷。那麼，中華文化的生命力來自哪？只有想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才有信心，或許才能找到更多的途徑。我認為我們的文化生命力在於不間斷地承繼，在於我們文化的一體而多元，在於我們不間斷地傳播。我把傳與承分開説了。傳播，在於中華文化是開放的，同時就它自身的結構、成分來説，是在不斷吐納、不斷前行、不斷變革的。而決定一切的，能夠使它承繼、多元、傳播、開放、吐納的，是它的底層，或者用仁和先生、慕明先生所説的，是道德精神、為人準則等。慕明先生提到一個深層，我換一個字，文化的“底”層，也就是中國人的哲學——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道德觀、審美觀。 

　　現在回頭想想，無論就“修齊治平”來看，還是就“和合哲學”來看，或者從其他的角度看，中華文化的底層是最符合大自然的規律、人類社會的規律和人與自然關係的規律的。中華民族為什麼這麼聰明，在幾千年的過程中形成這樣的文化？我覺得是中華民族比較早地全面進入了農耕社會並且農耕的時間也最長這樣一個根本原因決定的。記得我在第四屆研討會上曾經説過：反觀人類社會所走過的歷程，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對自己的今天與明天的思考，最為切實、最為深入的就是農耕時代。遊牧靠大自然賜予遊牧者牲畜的肉、皮、毛、骨、血，牲畜只吃草喝水，因而無例外地都是逐水草而居，對於某一塊土地的土壤、水利情況，天象與陰雨、風雹的關係，不是那麼關心。同時遊牧生産的方式決定了家族不可能很大，因為對牲畜進行管理是有量的極限的。兩夫婦可以放牧兩百匹馬，或者是一百頭牛，但是不可能放牧兩萬匹馬、一萬頭牛。因而，當牲畜繁殖到一定數量，兒女也長大了，就分出一批再另立家，又是逐水草而居。孩子獨立之後，很可能此生見不到父母，因而他的親情也就不如農耕。原始的農業，必須集體耕作，必須對自己的土地、水流、氣象乃至周圍的森林、草原進行細密的觀察。土地不能流動，在土地上耕作的技術不能丟棄，要代代相傳。打磨一個石鐮、石刀，很費力氣，一旦佔有，總希望留給後人。即使至於後來用銅器、鐵器，那個時候一個農家恐怕對一把鋤頭、鐮刀看得要遠遠超過今天的筆記型電腦。這樣，繼承合作就成為關係到一個家族、家庭來年生計的問題，“和合”於是産生了，“慎終追遠”於是也産生了。 

　　到了工業化時代，人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在工廠裏所需要的技術不是父親教的，機器是資本家的，外面颳風下雨、下冰雹，車間裏照常生産。初期，工人們聚居在一起，居住在一起，以後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早出晚歸，彼此不相交通。在工人區，可以姓張的和姓李的做鄰居，但進入工廠，姓張的、姓李的走進兩個車間，跟他親密接觸的可能是姓趙的、姓錢的，因而人和人的關係淡漠。拿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來看，由於房屋改造，改善民生，一批批大樓建起來了，大家歡天喜地離開舊居，搬到新居裏去，但是也丟棄了鄰里之間的那種親密合作、相互關懷，乃至於爭吵。進到大樓，母親可能在另外一個小區，自己在又一個小區。住進大樓半年，不知道對門姓張姓李，在哪工作，一家有幾口人。進到寫字樓，大家都忙於工作，劈裏啪啦地操縱電腦，筋疲力盡，連吃飯也是送到工作間，一下班都趕快開車回家，關在自己的小屋裏，人和人就疏離了。 

　　考慮考慮人類發展所留下的足跡，農業社會的確是讓人嚮往的。但是我們不能走回頭路，只能正確地對待今天的生産方式、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考慮在這個環境下怎麼把中華傳統文化保存下來，讓它和這種生活方式相融合。 

　　剛才鬱、焦兩位都談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慕明先生特別提到文物的保存，我非常贊成。這些文物是一種標記，是一種符號，是一種勾起回憶的嚮導。前賢所寫的眾多的書籍（像首師大的尹小林先生就曾把傳統經典數字化，我也是他的工作的受益者），這都是記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記憶。作為一個社會個體，也應該有自己民族的記憶，也應該有對自己一生過去的記憶。沒有對過去的記憶，也就不知道明天路向何方，因為任何時候的今天都是昨天的繼續，想割割不斷，想去去不掉。 

　　剛才慕明先生從文化的表層和底層批判“去中國化”，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説，“去中國化”四個字就是悖論。打算去中國化，就是承認臺灣是中國化。既然“化”了，就去不掉。什麼叫“化”？就是覆蓋一切。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既然都已經徹了透了，那還去得掉嗎？當然，還有更淺顯的悖論：“去中國化”是典型的中國話，説著中國話“去中國化”，是中國人的思維，也是一種悖論，從理論上是不值一駁的。但是，對它的行為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因為文化的表像和文化的底層不是絕緣的，文化的表像就包含著底層的內涵。表像變了，記憶的標記、符號沒有了，久而久之也要滲透到底層，底層也要變。就像剛才所説的城市現代化了，高屋林立了，人們搬進去了，可以登高望遠了，但是離母親遠了，離兄弟姐妹遠了，親情淡漠了，於是就影響底層了。 

　　談到繼承，談到歷史的記憶，我們不能不懷著感恩的思想，這也是我在天水會議上談到的。應該感天地之恩，應該感千萬年來一代代祖宗之恩，應該感教我、育我的父母之恩以及所有人的恩。一個人只有懂得感恩，一個民族只有懂得感恩，他才會尊重自己的歷史，尊重自己的文化，才能夠體現民族的文化，才能夠談到社會責任感。如果認為一切都應該是你們為我服務，像中國大陸的有些獨生子女，不知感恩因而也不知報恩，自以為是父母的驕子、社會的驕子、民族的驕子，這樣的孩子多起來，中華民族文化的承繼、多元、傳播、開放與吐納就都談不到了。在談到文化承繼的時候，有很多問題至今還沒有明確的解讀，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建議研究巴渝文化的原因。巴渝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説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亞文化之一。但是由於過去我們對黃河流域的文化或者叫中原文化的重視，在這樣一個耀眼的太陽底下，像巴渝文化這樣一顆璀璨之星的光芒被掩蓋了。

　　這次我們的研討會開得非常成功，各位專家都發表了真知灼見。不過，作為會議組織者之一，我有點遺憾的是，我們對巴渝文化開掘得還不夠，這正反映了當前研究工作的缺陷。巴渝文化有很多的謎，比如巴渝文化和蜀文化是什麼關係，還沒有闡述清楚。説到蜀文化，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又是什麼關係？三星堆遺址的古老人群怎麼忽然消失了，到哪去了？金沙文化的主人們又到哪去了？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和黃河流域的文化是什麼關係？在金沙遺址發現了一個玉琮，無論體積、玉的質料還是加工的風格，考古學家一致認為不是金沙的産物，而是良渚文化。在那個時候，浙江的産品是怎樣過來的？劃著木排能夠經過三峽險灘逆流而上嗎？由此可見，對我們的祖先在原始社會蒙昧活動的範圍與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像重慶兩萬年前人類的活動和三千年前的銅梁國，也是個謎。“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跟蠶叢和魚鳧有沒有關係呀？李白根據的是古老傳説，口傳歷史並不都是神話，虛無縹緲，這其中包含著很多真實的史料。

　　因此巴渝文化很值得研究，我這裡只是舉出九牛一毛。即便有很多疑點還沒有弄清楚，可是並不妨礙我們從中華文化或者地域的亞文化如巴渝文化的總體走向得到啟示，得出應有的結論。所以今天上午我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説，我沒有能力全面論述巴渝的古代文化與今天重慶的發展有什麼樣的關係，但是可以舉出一點：無論是成都還是重慶所挖掘出的古代遺跡，都體現了山民的特點，這就是吃苦耐勞。這種精神現在在重慶的街上還可以看到，典型的例子就是重慶的棒棒軍，憑著一根扁擔甚至一根竹棍，離開農村到城裏來求生，就憑著他的肩頭、一根棒棒、兩條腿，幫人搬運，用這樣的勞動換取他生活之所需。讓我説一句不客氣的話，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恐怕與巴渝人民自古就艱苦奮鬥、吃苦耐勞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重慶這個地方，民風是如此質樸可愛，再加上它的地理形勢，所以當年蔣介石選擇這裡做陪都是經過方方面面的考慮的。重慶的戰時文化也是古老巴渝文化在特定時間開出的一朵燦爛的花，但是這朵花又不同於牡丹，是在古代基礎上的昇華。現在距離全面抗戰開始已經七十年了，年輕一代對於那段歷史或許不知道，即使讀過有關的書、聽過課，也已經淡忘了。

　　我要説，中國戰區的抗日戰爭是二次大戰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次大戰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正義戰勝邪惡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當然，我們希望它是最後一次。一次大戰未分勝負，是一場鼠疫逼迫著雙方把槍放下了。在此之前，殖民者發動的戰爭從無正義可言。至於抗爭者，據我所知，只有19世紀初衣索比亞那場戰爭是勝利了，但是最後它還是淪為殖民地。除此以外，包括我國屢戰屢敗的國恥的戰爭，都是沒有勝利的。二次大戰既然是正義戰勝邪惡，我們的抗戰自然是給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的。重慶就是當時那場戰爭的中心，重慶也因此成為世界著名的城市。重慶人民在五年多的時間裏為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養育了當時中國社會精英的大部分，也就是保護了中華文化傳統的主流。試想，如果重慶沒有被定為陪都，國民政府東跑西顛，文人分散各地，或生活在日本的鐵蹄下，中華文化能夠在光復之後迅速站起來嗎？所以，我們對重慶人民也應該感恩，應該留住這段歷史的記憶。現在在重慶的土地上還有很多抗戰的遺跡。明後天大家要參觀的抗日紀念博物館、總統的官邸，還有外交部辦公地點、宋美齡女士所居住的地方等，都不僅僅保存完好，而且由市政府出資修葺一新。 

　　抗戰那段歷史離我們已經比較久遠了，但是在抗戰中重慶人民所表現出的精神、那種愛國的情懷沒有中斷，那就是改為直轄市十年來，重慶正以所有人都驚異的速度崛起著。我作為重慶選出的全國人大代表，每次來重慶都是眼睛不停歇地看著兩邊。雖然街道是熟悉的，但是我還要看她。在看的時候，我常常産生一種遐想。重慶的土地很金貴，常常要劈山才能開出一片平地，建一所樓宇。但是重慶人民不聲不響，沒有誇張，沒有炫耀，十年之間，改變了重慶的面貌。也許第一次來重慶的朋友感受不到，甚至可以説重慶的年輕人也沒有這種感受。因為我問過幾個人：上世紀60年代的重慶你看見過嗎？沒有。70年代的重慶你見過嗎？沒有。有的80年代才來，有的90年代才來。但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我都來過，我所見的重慶當年可不是這個樣子。昨天我們遊江，穎奇兄一再感嘆好大好美。當年沿江都是吊角樓，那就是幾根木柱立在江岸上，從岸上搭木板，上頭建木板房，層層疊疊。重慶多陰多雨而少陽，一旦出太陽，整個江邊都是“萬國旗”，全是拉一根繩子晾衣服的。當時我就很擔心，一旦失火，不得了，火燒連營。街道窄窄的，市內只有幾棟在當時像點樣子而在今天早應該拆掉的小樓房。兩條大江只有一座橋、一條索道。恰好有一次我在朝天門，看到索道車箱剛走到江心，電動機發生了問題，停在那裏了，停了還不是靜靜的，還有風，把岸上的人嚇壞了，把裏面的人嚇死了。人們往來主要靠輪渡。曾幾何時，現在兩條江上已經建成了37座橋，還有5座正在建設。這不是天壤之別嗎？當然，擺在重慶人面前的路還很長，還沒有達到全面小康，還不能説重慶已經接近現代化。但是我想，從古代巴渝文化到抗戰文化，再到今天，有著十年光輝的重慶人還可以在未來再造十年的輝煌，一直輝煌下去。 

　　重慶的現實證明了以下幾點：第一，施政者真正以民為本，以國為重，事業就可以快速地前進；第二，社會上只要是團結和諧的，穩定務實的，我們就可以再加快一點速度；第三，時時居安思危，與時俱進，永不停步，我們就可以永遠發展下去。在這裡我想舉一個事情説明中華文化在社會上、在執政者身上的體現。重慶剛剛接到中央的一個命令：把重慶列為全國唯一直轄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驗區，中央會有一些優惠、鼓勵的政策予以支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向城鎮化。這次直轄市十週年的慶典活動，他們節約了又節約，簡化了又簡化，把省出來的錢用來改善民生。就在舉行慶典的時候，政府又一次提高了待業人員的補助金、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解決了企業退休人員和國家公務機關退休人員待遇不一的問題，又給在職人員適當地提高了一點工資待遇，等等。

　　十週年慶典前，由民意調研機構進行了一次民意調研：你對市政府施政滿意不滿意？得到的結果是：934%的市民表示滿意。我想這恐怕是老百姓對這十年來重慶發展的最好評價。也是在十年慶典前夕，最近的一座大橋——橫跨江上1 400米——建成通車。這座橋大大縮短了許多上下班人員以及家庭主婦出門買菜所走的路途。那天下著大雨，通車嘛，簡短的剪綵儀式後按慣例就是汽車慢慢地、浩浩蕩蕩地開過大橋。沒有想到，這一次汽車靠後，居然有一萬多市民自發地打著雨傘，從橋這頭走到橋那頭。橋對於重慶人已經不是稀罕之物，37座了，而唯有這座橋，因為是直接解決民生問題的，老百姓祖祖輩輩爬山越嶺去上班、買菜，現在改為通暢大橋了，就要第一天走一走。中國大陸人有一個習慣，自己有什麼問題，就要到市政府、區政府門前去投訴，叫陳情，各地都有。在別的國家遇到這種情況，也就給主管部門打電話、寫信，或者在社區裏就解決了，我們這裡動不動找政府，這也是要改變的觀念。按照常理，十年大慶了，中央要來很多人，這時候的投訴常常是最多的。奇怪的是，在十年大慶之前到十年大慶期間，到各部門陳情的幾乎絕跡。市民説，十年大慶是咱們重慶的大事，相比我這種小事情，市領導、局領導忙得很，別在這時候給他添麻煩。我想這幾件小事，如果不是以民為本，不是以國為重，不是社會上和諧團結，恐怕做不到。

　　我在這裡説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我們的百姓，一方面是我們的各級政府。這種情況和抗戰似乎無關，但是用文化學的眼光透視，我感覺這就是抗戰時期文化精神在今天的顯現。因而傳統文化和現代的結合，不是那麼虛無縹緲、深不可測的，它就滲透在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中，就在日常起居中。這樣看來，我建議將中華文化多元化問題、巴渝文化問題以及抗戰文化問題作為本屆研討會的議題，三者是有其內在邏輯的。 

　　中華文化既博大精深，又力大無窮，但是現在我們面臨的，是在海峽兩岸中華文化都在和異質文化搏擊。到底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化如何結合，就這些問題還可以繼續研討。但是有一點恐怕不能否認，就是我們在農耕社會所成長起來，經歷代哲人和人民用實踐錘鍊、不斷昇華的文化的主流，是不能切斷的，也是切不斷的。很多學者談到的祖國臺灣的現狀，我以前説過這樣的話：海峽兩岸之間的紐帶，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還有可能涉及軍事的，在所有的紐帶中，最粗大、最堅實、最永恒、最不會發生衝突的，就是文化。這根紐帶聯繫著心與心，不是聯繫著物與物、錢與錢。在我們文化的內部都在進行著的一些搏擊，究其實質，是中華悠久的傳統文化和與之違背的文化包括18世紀以來西方啟蒙運動以後所形成的、不適於我們的那些理念的搏擊。我們還是應該記住中華文化巨大生命力的來源，承繼自己的，多元包容其他的，傳播古與今、新與舊相融合的文化。隨著把我們文化之門的開放，不斷吸納新的營養，吐出不適用的表像。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理想與現實的問題。 

　　中國人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説它是烏托邦也好，説它是一個無休止追求的目標也好，反正它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未來。個人的修養，則追求一個“聖”字。孔子被後人尊為聖人，他如果活著，會推掉這個帽子，因為他説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那就是説“仁”與“聖”是孔子一生追求不止的遠景目標。大同世界是中華文化中最根本的理念、至善的目標，這是永遠激勵我們不斷發展文化、不斷豐富我們的精神、不斷修煉自己、不斷完善社會的最重要的動力。我非常同意仁和先生所説的，現在全世界紛紛地想了解中華文化，中國政府也採取措施，讓文化走出去。但是，總體情況是我們自身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除了我們文化中還有些問題需要研究外，也包括如何送給國際上的朋友，送什麼，用什麼方式，都沒有做好準備。因而，目前最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當自強。我還想再重復一次過去説過的話：當前，中國人民向世界人民貢獻的，是勞動力；下一步貢獻的應該是才智，包括技術，這條路很長、很難，但是已經起步；最後，我們奉獻的應該是中國人的智慧，就是如何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今天與明天的思想。歐洲中心論橫行已久，照這一條單一的路走下去，世界將面對災難，人類將毀滅。因此，理應有另外一種文化與其互補、互融、共長。遍觀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寶貴的，但是真正能作出這種貢獻的，能與西方的強勢文化互補的，唯有中華文化。這是我們這代學人、下代學人共同的歷史使命，我願意以我古稀之年，和在座的學長、朋友以及學生輩，共同努力。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也希望我的這個理念，我的學生能繼承。也許到那個時候，我們無須再説臺灣學者、大陸學者，統統就是中國的學者。我會告訴我的學生，到那個時候，“家祭勿忘告乃‘師’”。 

　　這就是我的感言，奉獻給大家。倉促的話是真心的話，倉促的話是漏洞百齣的話，還望各位師友多多指教。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