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意雲：《周易》與和合哲學之二

　　遠從新石器時代，由各部落和合而成華夏民族，建構成夏、商、周王朝，“和合”就成為中華民族與文化的特質。 

　　春秋時代，孔子從人，從生命的角度，提出“人”的本質在“仁”。“仁”從二人，也就是“和合”精神的具體呈現。 

　　古人説：八卦起于伏羲，而《周易》為周文王所作。但根據現代人的研究，《周易》的內容有周文王以後的故事。學者認為誠如朱子所言，《周易》是在原有“卜筮”的基礎上，經編輯而成的一部作品。其可能完成于漢代，是一本從佔筮典籍到哲學經典的著作。 

　　《周易》從思想而言，大約從陰陽家到道家，最後回歸儒家。從理論上講是將天道與人道結合。所以《係辭傳》説：“《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説：“《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周易》將人生與自然，從人事到宇宙透過《易傳》及六十四卦兩兩相對的完成，將先秦思想全面融合，展現了世界多元與一統永恒的“和合”關係，成為一部集大成的哲學著作。 

　　這不僅因應了大漢的統一與開創，更將中國自古以來的“和合性”發展到最為完整的階段，並奠定了此後中國各行各業的理論基礎，成為漢以後中國文化的核心重鎮。 

　　一 

　　2004年8月13日，由新華社記者署名，向世人宣告有關大地灣遺址的發掘，它的標題是《大地灣遺址向世人宣告：華夏文明史的增加三千年》。請參照伏羲廟官方文化網（http://www.fuximiao.com/ReadNews.asp?NewsID=1106）之《大地灣遺址向世人宣告：華夏文明史的增加三千年》一文。 

　　該文報道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郎樹德副研究員在遺址現場對記者的介紹，並展示了考古遺址六項重大的成果，認為這是“黃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跡”。 

　　郎樹德説，此六項考古之最，其一是中國最早的旱作農作物——黍的碳化標本。此與國外最早發現的希臘阿爾基薩前陶器地層出現的同類標本時代相近，這表明中國北方最早種植的糧食品種是黍，然後才是粟的推廣。將我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時間向前推了1 000年。 

　　其二，出土了200多件彩陶，這批彩陶距今約8 000年，是迄今為止發現時間最早的一批彩陶。 

　　其三，在大地灣出土的陶器上共發現了十幾種彩繪符號，這些符號比西安半坡陶器上所刻畫的符號，時間上早了1 000多年，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文字雛形。 

　　其四，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殿式建築，這是目前所見我國史前時期面積最大、工藝水準最高的房層建築。 

　　其五，宮殿式建築的主室，全部為料礓石和砂石混凝而成，類似現代的水泥地面。此是中國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混凝土之一。 

　　其六，在大地灣編號為F411的房址地面上，有一幅用黑色顏料繪製的畫作。這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獨立存在的繪畫，可稱為中國繪畫的鼻祖。 

　　考古專家還認定大地灣遺址史前聚落展現了從一般聚落髮展為中心聚落的演進過程，是華夏先民從鄉村向城鎮發展變遷的最早見證。 

　　郎樹德認為從大地灣遺址的發現，説明中國農業和彩陶起源時間與世界最早的兩河流域同步。此遺址與近年來國內十多處上萬年遺址的發現，表明華夏文明起源的時間可能更為久遠。 

　　1973至1974年，在長江下游的浙江杭州灣錢塘江南岸的寧紹平原，余姚河姆渡考古發現有陶、石、骨、木、玉、漆器等重要遺物，還發現了大量稻穀、一大批榫鉚結構的木質建築構件以及一口水井和二十余座墓葬。而後又在茅湖地區、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發現了相似的文化遺存。於是1976年春，稱此類文化遺址為河姆渡文化。③方酉生：《略論河姆渡文化》，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1994年4月23日至26日，浙江省文化廳、寧波市政府和余姚市政府聯合舉辦首次河姆渡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 

　　其中湯聖群、佐藤洋一郎、俞為潔利用電子顯微技術發現普通野生稻的特徵，證實7 000年以前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確實存在普通野生稻，這對我國栽培水稻起源地的研究有重要意義。而劭九華則論證了位於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是中國栽培水稻的發源地之一，也可能是世界上水稻的發源地之一。金帆：《“河姆渡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載《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 

　　河姆渡文化還出現有馴養的家畜——豬的陶塑和圖像，以及紡織、編織漁網等工具。居住的房屋是木結構的幹欄式建築，更重要的是有水井和水上交通工具——木船。甚至在思想意識方面則有鳳鳥的圖像。③ 

　　河姆渡文化保守估計可推早到7 000年前，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都與北方黃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迥然有別，但同樣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搖籃。 

　　這一北一南的原始農耕聚落，可以説明早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國農業生産已經發展到相當高度的規模了。 

　　隨著時間的演進，中原地區有與甘肅泰安大地灣承續關係的仰韶文化⑤⑥⑧⑨安金槐：《中國考古》，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78、166、194、128、130頁。，長江流域則有良渚文化⑤，東北有紅山文化⑥，西南四川有三星堆文化王紀潮：《三星堆縱目式青銅面具的人類學意義》，載《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東邊則有從北辛文化⑧到大汶口文化⑨，等等。 

　　大約到了四五千年前，黃河、長江中下游流域已形成了都邑、邦國林立的狀況，這説明中華民族是由各族群在農耕生産的基礎上“和合”而成的。 


　　二 

　　在《史記》中太史公寫了《五帝本紀》司馬遷：《史記》，臺北大明王氏出版社1975年版，第1頁。。它一則説明中華民族族群的複雜與締造，二則説明中華民族歷史的久遠及各族群融合的關係。 

　　其實遠在《史記》以前的《孟子》書中，已記載有“為神農之言”的許行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頁。，《秦策》蘇秦説秦惠王，也説“神農”在“黃帝”之前。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歡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引文見王守謙、喻芳葵、王鳳春、李燁：《戰國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頁。 

　　莊子的《人間世》《繕性》，也都説到“伏羲”莊子在《人間世》中説：“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幾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又于《繕性》中説：“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引文見劉文典：《莊子補正》，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443頁。，《應帝王》則説“泰氏”，成玄英説“即太昊伏羲也”劉文典：《莊子補正》，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荀子《正論》篇中也提到“太皞、燧人”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37頁。，而《趙策》則引到宓羲、神農、黃帝、堯、舜作為一系列歷史的過程《趙策》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引文見王守謙、喻芳葵、王鳳春、李燁：《戰國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頁。，説明中華民族歷史的久遠與相互容融和合的過程。 

　　因此，《尚書》説堯、舜“協和萬邦”《尚書?堯典》曰：“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引文見《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漢書》則説禹：“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島，列五服，任土作貢。”班固：《地理志》，臺北成偉出版社1976年版，第1523頁。 

　　《尚書大傳》則説：“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曰：‘此天子之位也，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 

　　西周在當時是遠在西方的一個落後小國，以“保民”“愛民”為政治號召，並以“孝”——人類生命的延續作為族群和合共生、共存共榮的最高價值理想。 

　　待周武王一統天下後，不以軍事統治，如同古羅馬帝國一般，而是由周公制禮作樂，以求“和合”天下之情。再以同姓不婚制度，使天下化為一家。參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見《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303頁。 

　　這不僅繼承了堯、舜以來部族共主，儒家所謂的以禮讓國、天下為公的精神，展現出時代性。更將從新石器以來，中國各地所發展的農業文化與天地和合而生的生命經驗，化為人類文明的高度象徵。 

　　《詩經?大雅?文王》説：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③《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969頁。 

　　又説：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③ 

　　甚至還説：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經?大雅?烝民》，見《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8頁。 

　　“德”的表現即是“人”與“天地”和合相生的行為表現。 

　　春秋時代，史稱“王綱解紐”“禮崩樂壞”，但“禮”“樂”仍承繼亙古以來農耕文化歷史經驗所凝成，至今仍是具有普世價值的觀念。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②③《春秋左氏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7、1455、1447頁。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② 

　　進而更細説：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 

　　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為九文、六採、五章，以奉五色。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捨，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③ 

　　中國之所以長且久者——從甘肅泰安大地灣、浙江河姆渡以迄於今，莫不是“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的結果。 


　　三 

　　孔子因此以“仁”字綰合，也總結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生息、摶成的歷史經驗。肯定“人”在天地間的地位，並建立以“和合”為主的哲學。 

　　孔子説：“仁者愛人。”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357頁。又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並説：“擇不處仁，焉得知？”“我欲仁，斯仁至矣！” 

　　甚至在回答顏淵問仁時説：“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是以有子説：“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同時，在司馬牛有憂而嘆“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時，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仁”“愛人”是孔子學説的中心，也是“和合”思想的中心。唯透過人對人的愛，天下方能一心。 

　　墨子因而擴大此“愛”，並具體提出“兼愛”而談天下之共同的大利。如同西方哲學家邊沁所説“以社會多數人共同的福利”為幸福之道。 

　　楊朱雖然反對墨子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②，又説：“天下以一毛利我，不取。”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説他事。語見《列子?楊朱》。引文見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30頁。其並未違背天地“和合”之性，他講“尊生”，講“唯我”。其意何嘗不是提一新的觀念和主張，“和合”當從自身生命開始。 

　　天地、宇宙、生命不是一大和諧嗎？ 

　　孟子集前人之大成，直以“心”解“仁”。説：“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370、203頁。。 

　　並以此談“性善”，肯定生命之大善，也就是“愛”。他説：“仁者人也。” 

　　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或可説是唯一在人類文化史上對人類生命作全面肯定的文化。 

　　孟子説：“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②説明人類生命可以不斷地轉化和提升。“慾望”並不如西方弗洛伊德所説，是生命唯一的動力。 

　　因之，孟子認為最理想的政治設計與政策是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③ 

　　莊子則直接要人走入自然，一切從自然出發。他説：“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⑤⑥⑦劉文典：《莊子補正》，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1、52、92頁。並要人能“照之以天”⑤，消除對立。“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⑥於是他在《養生主》中借著庖丁為文惠君解牛⑦，提出了“道”——一個天地、宇宙、生命“和合”共生的“道”。 

　　莊子從人的生命經驗，進而進入思想認知的境界，透過思想辯證的過程，呈現了“道”——一個“和合”的整體“存在”。“和合”成為“存在”的哲學基礎。 

　　老子思想進一步將“道”作了更大抽象的發揮，超脫了人類在物質經驗的局限。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