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宏：中國和合傳統探討—四海之內皆兄弟

　　中華民族亙古至今，長期活動於亞洲大陸之東。對四鄰的交往，最崇尚“親仁善鄰”，自古以來主張“和而不同”的“共存共榮”情懷，努力追求各個民族的普遍和諧。 

　　“和氣”是中華民族至高無上的第一倫理品質，因此“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和合傳統一直深植民心。本文將就中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和合思維傳統，作一初步分析，以見證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文化傳統。 

　　一、中國傳統文化深藏愛好和平之根源 

　　“和諧”觀念上古已有文獻資料最早見於《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句，漢代鄭玄《箋》：“后妃説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且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從文字的起源來看，“和諧”二字都是表示聲音相應、協調，從而能和諧地唱歌或演奏。從西周初起，“和”的觀念就與當時的禮樂文化緊密地結合。西周的禮樂文化是一種理性的、有條理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各種行為規範或準則，所強調的是尊重等級差異、注重舉止合宜、保持禮節風度、控制意志情感，目的則在於實現社會有序和諧。樂的作用就是培養化育人的情感，使人不僅因為外在規範的約束而不爭不鬥，而且能做到內在心靈的平和無怨，從而使社會得以根本和諧。 

　　《易經》是中國哲學史的開端。《易經》已開始用抽象思維把握世界。先哲經由觀察自然環境的變化而歸納出來的傳統哲理，包含了簡易、變易、不易的三種含義，而其最初和終極的概念即建立在“和”字之上。由“和”出發而終於“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迴圈。也就是説，世界是有序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和諧平衡的系統。和諧是事物興盛發達的原因，事物的生成變化也是一個不斷達致和諧的過程。 

　　《易經》是由八個基本的卦按照一定的法則排列組合而成。這些基本的卦，在推演的過程中如果和諧有序，則幸福吉祥、萬事順利，如果失和，必招致禍亂，這便是演八卦而能預測吉兇的道理。 

　　然而，在事物變化的過程中，有很多內容是無法從《易經》的文字中直接得到的，必須要靠個人由經驗累積所産生的智慧去感受，才能真正領悟卦象中的內涵。但是，人類生命只有短短的數十年，每個人都必須從初生嬰兒慢慢成長，知識經驗無法與生俱來。由於個人的成長境遇各異，因此往往沒有辦法依靠個人的力量在短時間內了解《易經》的完整內涵。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歷史中發掘前人的經驗來修正自己的行為，以達到“和”的境界。 

　　綜觀每一卦象衍生出來的變化，可以發現，一系列的變化即為一迴圈。這説明瞭卦象實為一暫態，持續不斷的變化才是所描述世界的實態。而“和”是整個變化的主軸，故知“和”亦為動態。當演變至失“和”狀態，下一個迴圈就再度啟動。 

　　所以“和”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達到了“和”的境界並不是行動的終止，因為迴圈變化的常規是：達到“和”的狀況之後，極易再次趨向混亂。所以我們應該要隨時保持警戒之心，對所處的環境用心體驗，感受變化之間非常細微的徵兆，隨時調和自己的行為。唯有掌握這些若有似無的契機，才能趨吉避兇，保證自己與所處環境的生生不息。 

　　但是到底要如何致“和”呢?這就要如史伯所説：“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見《國語》卷十六《鄭語》。其含意就是：“和”是事物生成的原因，“和”乃多樣性的統一。 

　　從中國的悠久歷史來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至清帝遜位前的兩千兩百多年中，王朝之所以會改朝換代，皆由於主政者罔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暴力脅迫的手段虐待人民，使得人民只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抗暴是從。此真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充分符合了《易經》“和”乃變易、不易的概念。主政者若不能時時刻刻戒慎恐懼，體察人世變化，就必須面對“和”的轉變。然而這麼長的歷史中，分裂時段只有三分之一，統一時段卻有三分之二，而且越到後來，統一的局面越鞏固。此足以證明越到歷史後期，主政者對“和”的認知越明確。然而，卻又因為後人無法持續記取先人的經驗，而重蹈覆轍。以清代為例，清初時，滿人以異族入主中原，所採取的策略是融入漢人文化，以“和”為出發點。執行此一政策之後，雖仍遭遇一些漢族遺民的反抗，卻因為主政者廣闊包容之心而迅速銷聲匿跡。然而，到了清末，主政者卻一反其初，以唯我獨尊的自大心態，拒絕對外開放而採取鎖國政策，忘記了多元融合的初衷，結果使得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以強大的勢力擊破了滿清自滿自限的大門。當孫中山主張以“和平、奮鬥、救中國”據説中山先生彌留之際曾低呼：“和平、 奮鬥、救中國！”無論有無此事，此一心念確乎成為日後凡我國人專力奮鬥以救中國之際仍不忘和平的根本執守。所以至今中國已然“崛起”之際，仍不忘“和平”；所以至今中國在發展壯大之際，仍不忘“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的理想重建一個新的中華民族時，就再一次發揮了“和”的傳統，建立了新的中華民族世紀。他還提出以《禮運?大同篇》中“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為終極目標，要使中國永續長存。 

　　綜知，中國上古“和”的觀念，就是承認差異，允許差異、矛盾、對抗存在，而又能總體和諧的動態平衡的多元一體觀。而中國歷經了五千年的演化，目前已然確立了天下為公、世界和平的最高目標。 

　　二、由歷史對照展現中國愛好和平之事例 

　　古代中國幾乎一開始就選擇了“以農立國”，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人民從事週而复始、自産自足的農業經濟。而這一切，需要安定。這和遊牧民族以征服為榮耀的心理大相徑庭，與以商品交換和海外殖民為致富手段的海盜民族比較，對外拓展的意向也判然有別。一些遊牧民族，如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人，一些海上民族，如古代的羅馬人、近代的英國人和日本人，多次制定過征服全世界的計劃。而在中國汗牛充棟的各類典籍中，可以發現先民有過“兼愛非攻”“禮運大同”之類美好的理想或是奇妙的玄想，唯獨難以找到海外擴張、征服世界的狂想。 

　　而儒家的和平思想對於中華民族的涉外行為取向具有深刻的影響。其實何止儒家，墨子的“非攻”、道家的“無為”(《老子》以兵為“不祥之器”）都以反擴張、反侵略為主體思想。大概先秦諸子中只有法家主攻。然而經歷秦國暴起暴跌的教訓，自漢以後，法家強調要富國強兵以向外擴張的思想，已成為非主流思想。或許在歷史的片段裏斷斷續續也有著向外擴張的行為（如漢武帝），但在主體思想中，確乎不見鼓吹向外擴張的思想與理論。孔子、孟子從“仁”的人道主義原則出發，主張國與國之間應和平共處，並通過實行仁政的和平競賽統一天下。在兩千多年前的歷史條件下，孔孟所憧憬的“仁”的政治理想，就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的和平思想熏陶之下，使得中華民族具有了熱愛和平、反對侵略的優秀品格。 

　　在《中庸》的章句中，明白地指出了如何與鄰國相處，所謂“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就充分表達了對於他國和平相處的心態。 

　　從1405年到1443年的38年期間，明朝鄭和七次下西洋。他沒有利用處於絕對優勢的船堅艦眾擴張侵略，“而是向所到之處的居民傳播中國的文明，送給他們工具、種子、書籍、器皿、綢緞等”閻學通：《冷戰後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載《現代國際關係》1995年第8期。。四十多年後，哥倫布遠航發現北美的新大陸，帶給世界的卻是資本的濃稠血腥和殖民狂潮。有些西方學者曾就中國古代實行的“朝貢制度”來説明中國在歷史上也有過對外稱霸的表現。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朝貢制度主要的目的，是保證中國漫長的邊疆一帶的和平與秩序；實際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諸小國接受這一制度，原因在於：與中國朝廷交往可提高他們的聲望；從偉大的文明中心可獲得文化方面的好處；而且居於從屬的地位，經濟上也有利可圖，因為中國人賜予他們的貴重禮物，多於他們所奉獻的。此外，還授予他們以某些貿易特權。”〔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1 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由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豐厚悠久、生生不息，且蘊涵著“四海之內皆兄弟”“為萬世開太平”的天下和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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