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歷史的囑託現實的任務

　　（第十屆、第十一屆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在閉幕式上的發言全文）  

　　陜西省、咸陽市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朋友： 

　　其實，就在中午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下午應該講些什麼。這是因為我們這次會議，各位專家所奉獻的卓見，實在太豐富了。參加我們會議的，有一位在大陸、在臺灣都很著名的電影導演，也是我們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會員馮小寧先生，我現在把他介紹給大家。他這個人有一個特點，不拍低價的電影，我所説的價是價值的價，他從來用最小的成本拍出最精美的、最能震撼人心的電影。大陸的專家可能對我下面的話比較容易理解。臺灣朋友中可能有人看過《北洋水師》這部電影，把甲午海戰之前的前哨戰和最後的海戰，北洋艦隊的覆滅，如實地表現出來，那就是他的傑作。他是舞美出身，因此，電影裏的所有軍艦炮火的模型，都是他自己製作，因為他製作得最好，同時也可以省下經費。《黃河絕戀》、《紅河谷》、《嘎噠梅林》，都是他的傑作。不久前在美國舉行了首次中國電影周，選了幾部電影，其中有三部是他的。當年，他的《黃河絕戀》在好萊塢上演的時候，連他自己的票都讓出去了，仍然不能滿足。美國的法律規定，不能站著看電影，於是就有人要求進入放映場，躺在地板上看。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導演，剛才跟我説：“在這個會上我一句話都沒有講，因為各位專家的發言太高深了，無容置喙。”我想，這是他從一個文藝家的角度看待我們這次研討會的水準和內容。同時他也感受到了兩岸學人對於祖國從秦漢開始以來的文化的熱愛，和對於和合文化的深刻理解。他説：“我汲取了營養。”我接著説：“可能今後在你創作的時候，這種營養就會迸發出來，滲透在你的作品裏。”他同意我的説法。我説這番話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説什麼好，就像小寧先生一樣，覺得會議內容太豐富、太博大了。 

　　按照慣例，最後一個講演的人，應該對會議的內容加以總結。我想前面三位小組發言人，已經作了很好的、客觀的概括和介紹，至於我們所研討的內容，我們是不能做結論的。學無止境，學術的研討也沒有止境，今日以為是者，明日或以為非。研討剛剛開始，任何人無權，也無威，可以在這裡做出結論性的斷言。 

　　但是話還是要説的。説什麼呢？那就根據我們既定的兩個議題，根據我所聽到的學者的高見，闡發一點自己受益之後的想法。 

　　首先談談關於秦漢文化在當今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覺得，秦漢給中國這塊土地，給中華民族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統一。統一自始皇始，完成于漢代的早期。高祖沒有最後完成，因為，他必須從諸侯分封制逐漸過渡到始皇所設計的郡縣制。始皇就是過於急，把承襲了幾百年的貴族的權力全部褫奪，再加上過度地使用民力，以及只講法不講德的殘暴統治，所以造成了傾覆。於是劉邦就採取了臣下的建議，先封異姓王，可是，異姓王封多了就會尾大不掉，同姓王封多了，也必然會造成賈誼所謂之痛哭流涕者。因此後來就逐漸削藩，直到後來晁錯的理想實現以後，這才皇權穩定。皇權穩定就是國家的一統。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奠定了中國版圖的基本格局，並且強化了在中國人心裏國家應該一統的觀念。此其功不在小。我們生活在統一的國家裏太久了，久而不聞其香，沒有對比，今天我們回顧歷史，應該更能深刻體會統一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輝煌。這種統一的觀念，並非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天啟論熏陶成的，而是中國人經驗的總結。武王伐紂以後，建立了相對強大的周王朝。後來，由於周只靠神權，嫡子獨享神權的專利，同姓諸侯之間和王室以叔侄相稱，異姓以甥舅相稱，完全憑著血緣來形成王國的統治系統。久而久之，出現了分崩離析。西週到東周的衰落，這是始皇所得出結論的背景，所給予他的啟示。因而，嬴政“一統”的設計，從某種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説，是中華民族一統記憶的恢復，折射出炎黃子孫的政治取向。所以，山東六國，在經過了劉項之爭以後，還是接受了一統的局面，這是因為，一統則國興，一統則人和。這一點，從周開始，就明確地滲透在所有人的心中。那麼，始皇不過就是把炎黃子孫的這種思舊之夢，以新的形式再現于現實。當然，如果我們再追遠的話，堯舜何嘗不是“和諧萬邦”啊！何嘗不是一統的思想啊！但是有文字的記載，以文字來傳承，以文字來宣傳一統思想，還應該説是從周正式開始的。 

　　第二，秦漢兩朝給我們後人留下了政治的、哲學的、倫理的、禮儀的、藝術的遺産太豐厚了。在座的專家都是各個領域的翹楚，我作為一個只懂得一些訓詁學的書生，在各位面前不敢信口涉足其他領域。我只想説，他們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産，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血親的繼承給斬斷了。剛才有的小組介紹討論情況的時候説，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已經有樸素的民主的萌芽了，這一點不要看輕了。西方當然不能和我們的秦漢比，那個時候，英倫三島還沒有形成文明，日耳曼還被稱為“蠻人”，甚至連被稱為蠻人的記錄都沒有。單説中世紀前後，英王以血緣來繼承王權、統治權，是從羅馬教皇那裏要回了主權之後開始的，一直到工業革命成功。而我們這種血緣政治之線在西元前221年以前就已經斬斷了，這就是有的教授所提到的郡縣制的建立。這件事在人類的文明史上、人類的政治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湯恩比先生説，中華民族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穩定的國家。他分析了中國超穩定的種種原因，但是卻沒有強調從血親繼承的統治到郡縣制的建立這個質的變化所起到的偉大作用。當然，皇子皇孫仍然有特權，但是朝廷的大事，在多數時間裏是由朝臣集體研究決定的。種種名目的設立，從相國（後稱宰相），到六卿，發展到後來的六部，以及從漢代興起的科舉，到隋代的精密化、唐代的完善化，造就了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皇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同意錢穆先生所説，中國自秦以後就不是“封建”社會了，因為封建的原意是分土裂田，分封諸侯。當然，話又説回來，錢穆先生有一點書獃子氣，因為政治學和歷史學上所説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地主經濟制度，借用了周代的“封建”二字，已經不是它的“原教旨”。我想錢老的意思在於説，平民干政，集體決定，擺脫血親，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從這個意義上説，我認為錢穆先生真是一針見血。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説嬴政是一個傳統的反叛者。做出這個決定是不容易的。後宮那麼多的嬪妃皇子，始皇眼看自己的這些兒子在他的制度下即使封王也是個虛的，只是混吃混喝混睡，地方的職權在郡守和縣令手中。作為中國人，繼承是大事情，所以晚輩要慎終追遠，作為長輩總要給後人留下什麼。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帝王，雖然沒有論文和宣言，但是他用行動進行改革，把天下交給了平民出身的官員去掌管，只讓後宮享受侈糜的生活，遠比我們今天很多的有錢人都偉大。這是不是我們中華民族應該珍惜的遺産？那麼，對於嬴秦和劉漢，我在開幕式上説過，過去，時間給這兩個朝代的很多事件蒙上了塵霾，現在我很高興地看到，在這次會議上有很多教授，用另外的語言和我表達了同一個意思，這就是我們對秦漢研究得不夠，研究得太簡單。 

　　我説出剛才這兩點來，也不過是拋磚的意思。這兩個朝代的文化還有待開掘。但是我們研究起來會有很多困難，因為歷史留給後人的，都是骨架，血肉只殘存在後人挖掘的文物和草根階層的生活當中。比如，今天咸陽市地方誌辦公室張世民先生送給我關於咸陽民俗的論著，我邊聽小組發言邊翻了翻，書裏記載的很多民俗如果溯源的話，可能還是兩千年前的風俗。這些恐怕也是一些歷史的記憶，也是過去時的事情的標記。無論是秦皇還是漢武，他們是如何思考問題的，跟誰議論過，決策的過程如何，決策之後，某縣某村裏的農民生活起了什麼變化，有什麼反應，現在我們一概不知。因此，無論是從審美的角度，還是從解釋學的角度，都可以説我們已經無法復原當時的一切，我們只能夠把握宏觀，觀察歷史的走向和歷史人物在時空當中所留下的痕跡。因此我希望關於秦漢文化本身和秦漢文化中的寶藏，哪些可以對我們今人有所啟示，來導引我們面對未來的生活，還要深入研究。而且我建議，不能把這種研究全都委託給史學家，實際上從哲學、從文化學等等方面都可以入手。這是我想就秦漢文化這個議題所作的一點補充。 

　　第二個問題，也是我們這次會議討論得更為熱烈的問題，就是關於和合文化。我個人是這樣看和合文化的：“和合”這個詞是後人概括的，但是“和”與“合”，一個平聲字，一個入聲字，湊在一起成為一個詞，體現了早就存在於中華民族文化當中的“和”與“合”。因此，它是中國人“處事”哲學的總結。這個“事”，不僅僅是人事的“事”，也兼指世界的“世”。為什麼我們如此珍愛和珍惜和合？我認為，在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當人類可以在太空遨遊、可細微到觀察基因變化的時候，如果反思的話，就會更加認識到，和合是主觀與客觀存在的規律。它是結果，也是過程，但不是現成的永恒不變的狀態。換句話説，和合是我們追尋的目標，我們不斷地提高和合的水準，同時，又不斷受到對和合的挑戰。在會上，有的先生敏銳而且尖銳地提出，中國人追求和合，為什麼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那麼多的戰亂，和合到底是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我的回答是：是！由於過去相當長時間裏我們缺乏民族文化的自覺，因此這種和合的理念、和合的信仰、和合的習慣，只潛在於人們的日常學習和工作當中，沒有形成自覺。現在請允許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我比較有發言權，就是關於長城，這也是秦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什麼説我有點發言權？因為我是中國長城學會的會長，既然要領導這個學會，要做很多保護長城、宣傳長城的事情，我就必須學習、思考。

　　歷來人們認為，長城是秦始皇的暴政，這的確是修築長城的一個方面；可是它的另一面，有人説，這是中華民族自我封閉的開始。我的答案是：非也。今天，用先進的航拍和遙測技術，拍攝了整個長城的地形地貌和它的走向，以及一些已經倒塌不見痕跡、埋在土裏面的遺跡，經過專家多方研究發現，中國的長城——我指的是起于六國，由秦始皇連接起來而形成的東起山海關老龍頭，西到嘉峪關的長城，不包括六國長城的殘存，如山東的齊長城、河北的燕長城——恰好處於一個降雨量的等分線上。在古代的原始耕作時期，長城以北不適於農業耕作，只適於畜牧，而長城以南，就適於農田的耕作，因此長城意在防匈奴，實際上保護的是農耕文化。農耕文化在北方所受到的威脅是什麼？是遊牧民族的遊牧文化。農耕文化的特質，要求第一是穩定，第二要和睦。大家都知道，《詩經》上不只一次談到耦耕，二人共同踩一個耜，挖土。試想兩個人打起架來了，木頭鏟子能插進陜西這個土嗎？同時，千耦並作，實際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一起來耕田。農業要修水利，一家一戶行嗎？需要整個部族或宗族的集體勞動。這就需要和諧，不和諧什麼也幹不成。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説的，穩定壓倒一切。不穩定，什麼都做不成。農耕文化還要求繼承：土地要兒孫繼承；寶貴的木頭的、青銅的、鐵的農具要繼承；農耕技術要繼承。由於有這幾種要求，農業發展了，但是人變得軟弱了，騎射不行了。而遊牧民族的特質是逐水草而居，不打仗也是流動的，因此沒有對故土的眷戀；同時放牧都是個體的，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所放牧的馬與牛的數量有個極限，超過了這個數量，就要分家；放牧沒有多少精密的勞動技術可言，從小就跟著爸爸媽媽在羊群裏轉，如何接羔，如何擠奶，如何掄鞭，如何趕狼，很容易就學會了。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齡，父親就要分一批牛羊讓下一代另起爐灶，這在《聖經》的舊約上有很生動的記載。遊牧提供給人類的生活資料都有什麼呢？有肉，有骨，有皮毛，有血，還有奶，但是，如果想要熟食，想在季節變換的時候穿得暖一些，就不行了。而鄰居農耕民族又有絲，又有麻，又有鹽，又有木製、銅制、鐵制的工具，於是騎開工，往南部搶掠一空。他是遊牧的，不居留，可以搶完就呼嘯而去。因此長城就是把遊牧與農耕民族隔離開，保護了農耕。

　　這是對遊牧文化的斷絕嗎？不，正是由於這種地面上、空間上的隔離，激發了人類的一種本能，由能夠搶農耕民族的東西，變成羨慕，由羨慕變成學習，於是促進了遊牧民族的轉化。同時，長城是隔而不絕，沿線的若干關口，兩邊設立了“互市”場所，今天在山西、陜西一帶，還保留著這種茶馬互市的痕跡。兩邊的物流人流乃至通婚，使得遊牧民族也在逐步提高。因此，長城所象徵的，就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歸根結蒂，不是對胡人、對異族的趕盡殺絕，而是我發展我的，你發展你的，同時相互交流。但是由於農耕文化是一種強勢文化、一種高級文化，所以它有吸引力，有感召力，於是在中國現今的領域裏，北方的遊牧民族漸漸地就被同化了。設想如果始皇不補修這條長城，任北方的從匈奴、鮮卑到女真、蒙古的鐵騎肆意在中國長城以南的大地上游蕩，可能我們的歷史要倒退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有可能我們也像日耳曼一樣，在歷史上就不被稱為華人，而稱為蠻人。所以我認為，修長城表面上是隔開了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實際上正是和合文化的體現。

　　第二個例子我沒有多少發言權，但我還是想説，那就是中醫。中醫本身，就是和合文化最深的體現。首先，它把人看成整體，其次把人與周圍的環境，包括季節、地域、氣候這些每天都在影響人體的因素，全都有機地連在一起，換句話説是“天人合一”。因此，有些醫生下藥都有講究，什麼藥一定是某地産的，川芎、貝母一定是四川的，黨參一定要山西長治的，是幾月份採摘的，是研磨、咂碎，還是完整使用，都有嚴格的規定。為什麼？在他眼裏這是一個完整的物，這個物和整個的混沌是聯繫在一起的，治其一點要考慮其他。因此吃中藥，除了砒霜，都沒有後遺症，也無須做過敏試驗。同時，在下藥的時候，君臣佐使相配，也是一個整體。這個藥，在祛害的同時，用普通話説就可能讓你上火，但是再配上一味藥，就抵消了，還可以順氣，這也是一個整體觀念。西方的醫學從中世紀過後，醫學從修道院分離出來，逐步走向分化，於是看頭的不懂腳，看手的不懂腰，一味地細化，而且現在還沒達到終極階段，還要再細下去。可是西方的醫學家、生物學家已經發現，他們走了半天，失去了整體。回過頭一看，原來東方在生物學上、在醫學上早有整體的觀念存在，這就是中國的醫學。舉個例子，最近北京引進了幾臺最先進的儀器，叫PAT-CT，我曾經做過一次。向人體注射一種放射性物質，進去一掃描，兩毫米的癌細胞結點都能發現。於是很多人都去做了。最後發現不能再做了，做了沒用。因為做一百個人，多半有癌。於是動手術、吃藥、化療，最後有一半人死了，其中不少是嚇死的。其實人身上各種病，包括癌症，有30%是可以自愈的，不吃藥、不打針就可以慢慢痊癒。這當中精神、情緒起了很大作用。身與心又是一個整體。中醫不就是和合文化的具體例證嗎？我這裡要説，我們過去對和合文化有所認識，今天認識得更加清晰了，我們也更加熱愛這種文化了。為什麼？因為我們有了參照係，這個參照係就是我在第二屆研討會上所説的昂格魯—薩克遜文化。這個文化的特點，不是和合，是永遠一分為二，就是有的教授所提出的二元論。二元論的結果，就是人與人是二元的，因此産生對立與抗爭；族群與族群是對立的，國與國是對立的，主觀與客觀是對立的，我與非我是對立的。因此近些年有些西方哲學家提出來，我們不要提“我與他”，應該提“我與你”。他是外物，是對立的，你是夥伴。這是想對二元論進行挽救。

　　在人生處事上，由於是一個整體，因此我們強調自律，也就是道德的規範，君子慎獨，吾日三省吾身。而在西方的理念上，重他律，最早的他律就是摩西十戒，就是背上原罪的包袱。到了近代社會，就是法律。法是必要的，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比較欠缺的。但是誠如有的教授所説，只靠法，恐怕就會再現像新奧爾良那樣的事情，遇到了災害，我不救你，你不救我，法律無法懲辦。如果有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我就可能不顧一切地去搶救他人。我前幾天在想，新奧爾良的災害和1998年長江、松花江同時發大水的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是“我覺得”對比鮮明，而是客觀就存在著一種優劣的差別。我們講究修齊治平，講究知行合一。現在很多西方學者指出，目前在西方流行的一些現代性的行為，背離了啟蒙時期思想家的教誨，那就是白天忠於自己的單位、組織或企業，努力工作，晚上就完全屬於自己，可以放任自己，甚至放縱自己。他們不是君子慎獨，而是君子獨縱。其結果，人成為兩面人。但是又有原罪這把寶劍在頭頂上，隱隱約約地還殘存在人們心裏，怎麼辦？就去救贖。如何救贖？從前提倡苦行，現在不必了，按照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權威的教導，拼命地掙錢、不擇手段地掙錢就是對原罪的救贖，賺了錢就拼命地消費，包括救濟窮人、捐給教會和學校，又是救贖。年輕的時候可以殺人越貨，到臨終的時候，把我兩億的資産捐獻給大學，就可以上天堂找上帝去了。這樣的話，社會何以得到安寧，何以人人得到幸福？ 

　　在這樣一個參照物的對比下，我們尤其覺得和合文化的可貴。當然，理念與現實總是有差距的，三千年前的哲人們提出的種種理念，很多至今沒有實現。今天，更多的學者專家提出種種理念，在我們會上也提出了很多。我相信，有的千年以後恐怕也無法實現，但正是因為有這些理念，鼓勵人們不斷地進取，所以社會才能進步，人類才能進步。 

　　和合是中華民族永恒的追求。大家討論和合的理念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其實大家想，《周易》裏何嘗不是和合，《禮運篇》中“大同”的提出，是不是和合？但是要從經學、從一種道德之學提升到哲學，提升到政治奮鬥的目標，還需要一段時間，需要不斷咀嚼、不斷體味、不斷反思，最後達到理念的昇華，達到文化的自覺。 

　　我也同意有的學者所説的，我們對於和合文化的研究剛剛開始，誠如昨天王石先生所説，我們在很多領域有涉足，但是沒有破題。我的感覺是，我們對和合文化的研究現在基本上還停留在孤立研究的階段，停留在從中國的典籍、中國的文化中論證和合本體，論證和合所産生的社會效應，等等。這次會上有位先生把伊甸園和桃花源進行對比，我認為就是開始走出孤立的狀態，站在和合的立場上觀察世界上各大文明，以及將原始的文明與我們進行對照。其實這個道理就是“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也可能對照後發現我們的和合裏頭也有不足，那中華民族就把人家好的吸收進來，改進就是了。同時，我們的研究還基本上停留在靜態上。和合理念從萌芽——我想“和諧萬邦”就是它的萌芽——經過三十多個朝代直到今天，不斷地豐富，不斷地變異，這個是動態的過程。對過去的動態，以及未來可能的走向，我們也缺乏思考。我想在今後的研討當中，應該逐步深入。這裡也有一個我曾經思考過的問題，在這次會上也有學者提出來了：你講和，但是人家不跟你講和，刀放在脖子上，還講和嗎？我想事物不是只有一面的，既然和合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中華民族自然懂得從此岸達到彼岸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干擾，也應該回應，也應該對付，這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請注意，是兵來我擋，水來我掩，長城就是個例子。我們的古人早就醒悟到了，比如孔子是最溫良恭儉讓的，但是當他的弟子背叛他的學説，走向另一條路的時候，他説：“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也要討伐的。但是這種東西不經常用，儘量以我的文德，以我的和合爭取達到圓融的境地。因此，專講兵法的孫子也説：“兵者不祥之氣，非君子之氣，不得已而用之。”又説：“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我們説中國人民熱愛和平，這絕不是給自己臉上抹彩，這是我們老祖宗的遺教和著作，已經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了，銘刻在我們心裏了。 

　　在這次會上，很多學者也談到會議名稱的前幾個字——“海峽兩岸”，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海峽兩岸還在隔海相望。我想，拋開政治和其他方面，就文化而言，海峽兩岸的學者都面臨著歷史的兩個囑託，也是兩個現實的共同的任務，我想談出來，徵求一下海峽兩岸學者的意見。

　　第一，以中華文化扼制“臺獨”，扼制和抵消它“去中國化”的種種倒行逆施。這一點我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們不斷地在兩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去中國化”就越發顯得無能為力。第二，要發展中華文化，並用它來陶冶我們的人民，特別是我們的青年。誠如有些學者在小組會上所説的，海峽兩岸的青年目前都面臨著，或者説身陷於同樣的狀態。他們中的一些人都變成了飄移的族群，失去了前進的方向，看不到讀書奮鬥的目標，一味地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價值。不僅僅臺灣的青年對於祖國的認同在削弱，就是大陸的一些青年也不見得就以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而自豪，也可能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是認同他國。

　　海峽兩岸的年輕人都喜歡過洋節——情人節、耶誕節、復活節等等，我們作為長者常常是可以包容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生活追求，但是它反映的是一種情感、認識、理念的偏移。現在的青年人缺乏必要的理性引導，常常是跟著感覺走，跟著商家走。我希望我們除在研討會上發表自己的見解，今後還能通過自己的論著、教學、吶喊，給青年人以正確的導引。

　　我相信，盲目追隨“現代化”，有年齡段的特徵，當他們十六七歲正所謂花季的時候，自然希望自己的生命之花開得鮮艷，但是沒想到開得過早，花期不長。當受粉、結果的時候，也就是娶妻、嫁人、生子，要過日常的油鹽醬醋的生活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並沒有成為新新人類，還和我們一樣是舊人類，因為人類的進化是以萬年、以億年計的，不是三朝五載能改變的。現在正是用人之秋，但他們最好的年齡可能被耽誤了。讓我們的孩子早一點懂事，懂得自己的祖國是多麼可愛，懂得中國的文化多麼可貴，早一點走上正路，這是他個人之幸，也是民族之幸。我想我們海峽兩岸的學人應該把這個責任真正地承擔起來。承擔起這個任務，有很多事情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我們的學識、以我們的目光，來對今天的社會、今天世界的走勢，有一個比青年人更清醒、更理性的看法。

　　我在開幕式上説，我們姑且拋開學者們對於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後現代化主義、後現代化定義的爭論，因為我們對現代已有共識。我想説，我們今天所説的現代和現代化，並非彼現代和現代化。“現代”這個詞是在啟蒙運動的時候提出來，相對於中世紀的那種宗教統治，因為啟蒙之後現代科技和工業已經開始有了萌芽。等正式進入工業化之後，現代就明確了，這時候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向世人開列了一系列的支票，這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平等，而且告訴我們，只要依靠科技，發展工業和資本，上帝的子民不管是什麼民族、什麼膚色、知識高低，大家都攜著手，一起走進天國。經過17、18世紀，到了19世紀的70年代，開始有人提出疑問，怎麼這種現代化的許諾沒有一個實現？但是當時這種聲音還微弱。進入到20世紀，特別是60~70年代，質疑的人就更多了，於是就開始反思，於是剛才我所説的一系列的概念就提出來了，而這些概念提出來以後，爭議最大的就是關於後現代主義的問題。儘管它是從藝術領域、從審美角度先提出來的，但是已經波及哲學、史學等等領域。我是這方面的外行，但是就我所知，無論是所謂的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現在又提出的反後現代主義，都提出了種種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問題提出來了，這些學者並沒有給我們答案。可是從他們提出的問題中我們可以得到一種領悟：他們所提出的碎片式的種種的企盼，原來都是追求一個和合，追求一個整體。因此，有的後現代主義者把湯恩比先生也算做後現代主義者，實際上他不過是在他的著作裏第一個提出“後現代”這個詞。當人們發現啟蒙思想家所開的支票沒有兌現也不可能兌現的時候，就要轉向東方，觀照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哲學。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這些事情，把現代化的建設等同於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的現代化。現代化等同於新，而新的東西未必就是好東西，比如艾滋病。他們也不懂得美國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現代有五副面孔，這就是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和後現代主義，而且提出的人（卡林內斯庫）還説，現代化可能是它的第六副面孔。是不是它還有更多的面孔？也許它只有一副面孔，也許它根本沒有面孔。後現代主義是對相對主義的批判和逆反，所以西方在反思所走過的道路，而且指出了它的痼疾。我們的年輕人還在把那些病菌瘡痂甚至砒霜當成糖果一樣吞下去。我想我們的責任就是告訴他們：吃東西要選擇。為了下一次能夠延續討論這個問題，也為了表示我對大家所發表的宏論的消化，我作了剛才的些許補充。在座各位都是專家，都是翹楚，所説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評。 

　　我講話的主體到此就結束了，但是我還想就兩個問題作些説明。 

　　第一，大家覺得兩天的討論時間短了一點，意猶未盡。對此，作為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和中國葉聖陶研究會的領導是有苦衷的，我們可以討論三天，但是咸陽可看的東西太多了，如果會議延長到三天，只有一天去看看走走，學者會提出另外一種意見，為什麼討論那麼長，看得這麼少？當然看兩天，也是浮光掠影，只看到冰山一角。我曾經在小組會上説過，即使大家什麼都不討論，來這裡看一個星期，也不過看一鱗半爪。陜西太可愛了，文化積澱太厚太多，所以斟酌來斟酌去，我們決定討論兩天，參觀兩天。當然有的先生想在這裡繼續考察參觀，可以再留下來。這是我要向大家致歉又不致歉的。 

　　第二，第四次研討會，作為我個人，希望明年就舉行，來兌現去年我對臺灣學者的承諾：一年舉行一次。會議地點目前有幾個地方在爭取我們去，我個人比較傾向到福建去，這樣臺灣朋友來去方便，同時有很多臺灣朋友祖籍就在福建，雖然也曾去祭祖掃墓，但是借這次機會還可以再次會會親朋好友。但目前還沒有定，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最後決定權在兩位會長身上。會議時間也需要斟酌，最好是大家課少的時候，因為大家都是教授，要給學生授課。 

　　最後我想僭越一下，代表中國葉聖陶研究會和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也代表所有與會專家學者，代表遠道而來的臺灣學者，向會議承辦方咸陽市政府，向所有為我們服務的工作人員，幕前的，幕後的，包括咸陽的交通警察，都致以誠摯的感謝和深深的敬意！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