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佐泉：臺灣客家源流考

　　臺灣著名學者連橫曾強調説過：“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連橫著：《臺灣通史》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423頁。“閩、粵之族”者，即閩南人和客家人也。東移臺灣的客家人，即來自福建省汀州府屬的永定、上杭、長汀、寧化、武平等縣，廣東省嘉應州屬的鎮平、平遠、興寧、長樂、梅縣等縣，惠州府屬的海豐、陸豐、歸善、博羅、長寧、永安、龍川、河源、和平等縣，潮州府屬的大埔、豐順、饒平、惠來、潮陽、揭陽、海陽、普寧等縣。 

　　客家人何時到臺灣？他們為什麼和如何去臺灣？到臺灣的第一批或者第一個客家人是誰？這是研究臺灣客家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為這是臺灣客家歷史的開端，要從這裡開始落筆。然而，這些問題如同客家歷史和文化中的許多謎一樣，長期以來也是未解之謎。探究這些歷史之謎，需要用客家學和臺灣學的理論與方法，對客家人東移臺灣、臺灣的地理環境及其開發、臺灣社會特性及其影響作用等多層次畫面一一揭開以後，方能解開客家去臺灣的謎底。現僅就粵閩臺方志、族譜、民謠等記載，來追溯那古老而又年輕的客家民係部分東移臺灣的歷史吧！ 

　　先就客家人聚居的閩、粵兩省來看：“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為田，層起如階級，然每遠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為之佈局硙，不惟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崖嵬猶力耕’之詩，蓋紀實也。”方勺撰：《泊宅編》卷3，中華書局1983年版。“福之為州，土狹人稠，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獲。”“泉州瀕海邊，半是磽確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尚無幾，四體或不勤，將何活老稚，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真德秀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沿海的福、泉地區尚且如此，地處閩西山區汀州府的客家處境更可想而知了。光緒《嘉應州志·禮俗卷》雲：“州俗土瘠民貧，山多田少，男子謀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婦人。”由於山多田少，地少人多，土瘠磽薄，閩西、粵東的客家農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再度遷移。 

　　而與閩、粵僅一水之隔的臺灣，“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崎。……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汪大淵撰：《島夷志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琉球條。。“備見野沃土膏，物産利薄，耕桑並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地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爾，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而險阻之域也。”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卷10，臺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自古以來，臺灣地區在廣大中國人心目中就是個豐饒富裕的海上仙山，所謂“臺灣錢，淹腳目” 黃榮洛著：《渡臺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年版，封底説明。。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政府消滅鄭氏政權，臺灣已處一個統一政權的統治之下，距離既近，交通便捷，廈門到臺灣“水程十有一更，約六百餘裏，順風二日夜可到，非甚遠也”周鐘瑄纂修：《諸羅縣誌》卷7《兵防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特別是泉州之蚶江與臺灣彰化之鹿港對渡，“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趙翼：《論臺灣要害》，見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84《兵政》。。加上荒地極多，移民一到那裏，就不愁找不到土地耕種。而且氣候常暖，雨水充足，土壤肥沃，“一歲所獲，數倍中土”。《赤嵌集》説：“土壤肥沃，不糞種，糞則穗重而仆，種植後聽其自生，惟享坐獲，每每數倍內地。”王瑛曾纂修：《鳳山縣誌》卷11。而租賦的負擔反較內地為輕。經過二三十年的開拓墾殖，初期所出現的那種“人到輒病，病即死”連橫著：《臺灣通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9頁。的情況已有很大的改善。所有這些，對閩、粵客家農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況且，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較為落後，人口稀少，對於閩、粵移民入墾的勢力，無法抵禦。臺灣的原住民，散居於山地或平原，為地道的部落社會，種族繁多，語言互異，沒有文字，因此文化較為落後。同時，臺灣又處於天災地變及瘟疫時常發生的地帶，所以土著各部落的人口增長速度很慢。因為他們人口不多，又缺乏組織能力，對閩、粵移民的入墾其境，實在無法抵禦，於是往日原住民恃以為生的鹿場，就可逐漸地為閩、粵移民所開闢，而變為良田。 

　　就政治方面説，當時封建制度傳入臺灣地區才不過幾十年，當地地主階級還處在形成的過程中，而勞動人民的分化還不十分明顯，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統治亦未完全確立。清朝政府在臺設治未久，機構不全，吏員不足，統治勢力所及，僅限于臺灣府（今臺南市）周圍一帶，與以鄭氏殘余勢力為代表的當地地主的矛盾尚相當尖銳。臺灣又是一個山高、路險、箐深、林密，“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閩、粵移民一登彼岸，就有一個廣闊天地可以自由馳騁、任意翱翔。即使有人觸犯刑網，得罪勢豪，不能在郡縣立足，還可以逃匿深山；深山無法藏身，還可以避入“素來不服王化”的“番地”。陳碧笙著：《臺灣地方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頁。 

　　同時，清朝政府害怕人民以海外為根據地，重樹反清旗幟，嚴禁人民前往南洋謀生。康熙帝旨諭：“海外如呂宋、噶羅吧（今雅加達）等口岸，多聚漢人，此即海賊之根。海中東洋，可往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並通令南洋一帶的華僑，限三年內回國，否則“不得復歸故土”《清文獻通考》卷297。。“乾隆十四年（1749），有陳倚老者，在爪哇經商致富，挈眷回鄉。被鎮閩將軍、督撫奏報，判發邊遠充軍，全部財産抄沒。”《華僑歷代開吧事略》。況且，下南洋，大海茫茫，煙波浩渺，交通不便，絕非易事。 

　　再加上，“由於‘客頭’的活躍致使很多人決定來臺”。“客頭”者，“帶路渡者”也。為了説明問題，這裡介紹一個“客頭”羅阿亮。參見《清仁宗實錄》卷187。 

　　羅家原籍是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河田首甲許山下，先祖來臺是十四世祖鵬申公（阿福）和鵬明公（阿亮）兩兄弟，于嘉慶三年（1798）渡臺，到今苗栗縣頭份鎮。兄鵬申公從事農耕，弟鵬明公則從事“帶路”工作，且兼做生意，即回大陸時帶去臺灣的物産，回臺時帶回大陸商品。 

　　羅阿亮從事的帶路工作，俗稱“客頭”，所帶的人稱為“客人”。當時從事這種職業人士的實際狀況，因無相關文獻可資研究，所以現仍不清楚。清廷統治臺灣初期雖有禁令，但渡海來臺的人數激增，因之臺灣和大陸往來船隻也頻繁起來，大陸、臺灣間的貿易量自然增多，船行（主）為增加搭客而雇人拉客，貿易運貨時，順便也會拉客藉以增加收入。此等代人招客的人物，有時人面熟絡後，會如羅阿亮般獨立作業。清初清廷禁止廣東人赴臺，所以當時的客家人都是偷偷渡海抵臺的，他們的冒險來臺更需要“帶路”作嚮導。為了偷偷送人順利到臺，沒有較大的組織是很難變成合法的。可以想像的是，解禁後冒險帶人偷偷渡臺時代的非法組織變成合法後，繼續從事這嚮導工作是應有之事。也許船行（主）和貿易行號也設有此部門負責人，從事有關帶路的工作。 

　　在兩三百年前治安不好的年代，有大約兩三百萬人來臺，渡臺人士為安全起見，常會選擇信譽卓著的帶路人或行號並寫有帶路切結書： 

　　渡臺帶路切結書 

　　立請約人彭瑞瀾，今因闔家男婦老幼共九人，要往臺灣。路途不識，前來請到親羅亞亮親帶至臺灣。當日三面言定，大船銀並小船錢總鋪插花在內共花邊銀參拾壹圓整，其銀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並答小船盤費係瀾自己之事。此係二家甘願，不得加減，口恐無憑，立請約付炤。 

　　批明九人內幼子三人 

　　見請代筆兄瑞清 

　　嘉慶九年正月二十五日五時 

　　書上亦明寫“請到親羅亞亮……”，即知羅阿亮和彭瑞瀾有“親”的關係存在，值得信賴。為了路途上的安全，一般人大都會找帶路人或同樣性質的行號以防意外。如此説來，像現在的旅行社的組織可能存在；當然，像羅阿亮是個人獨立作業的，其他專業、兼業之帶路人可能也不少。 

　　羅阿亮所帶的“客人”，據説大部分都在中港登陸。所以，現今中港溪流域之鄉鎮，如頭份鎮、造橋鄉、三灣鄉、南莊、峨眉鄉等，甚至北埔鄉可能也有他所帶“客人”的子孫散居。黃榮洛著：《渡臺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9—61頁。 

　　由於上述諸方面的原因，閩、粵無業遊民大多將臺灣“視為樂土，相率而往者歲數千人”《重纂福建通志》卷58。，“閩廣沿海各郡之民無産業家室者，俱冒險而來，以致人民聚集日眾”周元文：《申禁無照偷渡客民詳稿》。。乾隆三十四年(1769)時，已有“閩人約數十萬，粵人約十余萬，而渡臺者仍源源不絕”《清高宗實錄》卷845。。臺灣地區的人口數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得以猛增。據統計，康熙初年約有20萬，乾隆中葉增至100萬。嘉慶十六年(1811)，全臺漢人增至241 217戶，2 003 861口。此為閩粵人口遷臺的高潮時期。嘉慶十七年(1812)以後，戶部《清冊》不再有臺灣地區的人口統計。但據連橫《臺灣通史》所載：“道光二十三年(1843)，臺灣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人；臺灣建省後不久的光緒十三年(1887)統計，人口約三百二十余萬。” 

　　客家人大量東移臺灣，根據早期有關文獻及近人調查資料記載，差不多都在清康熙二十年以後的事。在此之前的明鄭時代，雖有若干閩西、粵東的客家人曾跟隨鄭氏的部隊入臺(如劉國軒)，唯其人數終究不多，其後又都被清朝政府遣回原籍或歸清朝後在大陸任官，因此不能視為自動自發的移民。在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1686、1687)時，廣東省嘉應州屬的鎮平、平遠、興寧、長樂等縣的所謂“四縣人”，曾大量跟隨一般閩南人之後而赴臺。到雍正、乾隆年間為最盛。此後，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仍不斷有客家人遷居臺灣。 

　　客家渡臺，首推鎮平。“按鎮邑廣袤僅一百里，而山居其七，居之寄臺灣為立錐之地者，良以本處無田可種故也。”“邑中地狹民稠。故赴臺灣耕佃者十之二三，赴呂宋咖喇吧者十之一。”“臺灣故有粵籍學額八名、廩額八名。嘉慶己卯(1819)科，黃驤雲中閩省舉人，佔全省額。閩人訴于大府，奏聞得旨：粵籍每二十人鄉試準中一名。粵籍之有舉人，自驤雲始。”臺灣“地土沃饒，畜産蕃孳。置莊者謂之莊家，佃種者謂之場工。邑中貧民往臺灣為人作場工，往往三四十年始歸，歸家尚以青布裹頭，望而知為臺灣歸者”。“按《邑志·名宦志》：鎮人以地窄人稠，多就食于臺灣。而海防例嚴、苦無以渡。邑令魏公燕超請於上官並移咨閩省，準鎮人給照赴臺耕作，每歲資人無箕。”黃釗撰：《石窟一徵》卷3《教養》，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版。 

　　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爆發“朱一貴起義”，康熙帝下詔招兵“平亂”。鎮平等縣客家人應徵赴臺。據陳公愚《蕉嶺上代來臺略記》一文考證：“蕉嶺人來臺之始。因康熙季年，臺灣朱一貴之役，黃岡鎮臺，奉命渡臺‘平亂’，惟該鎮僅有兵百餘人。乃派員沿韓江上游各縣招足千人。所以沿江豐順、大埔、饒平、梅縣、蕉嶺、五華及惠之陸豐各處招募。吾蕉青年男子多有武藝，應徵求營者百人以上，如南山林姓、黃泥溜下陳姓、塘福嶺陳姓。‘平亂’後，有陳碩千封為武威將軍，其後代現住屏東竹頭角；陳碩揚以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十年(1732)二次‘平臺’軍功，封為淡水營副總府加千總，其後代現住萬巒。”這次入臺“平亂’立功者，蕉嶺人多達16姓，即劉、李、丘、陳、張、傅、鐘、林、謝、賴、涂、何、鄧、古、吳、曾。這批由蕉入臺“平亂”官兵有的娶當地婦女為妻，有的遣人回鄉招親友來臺定居，共同耕作開墾，在臺開基繁衍。有陳公愚作《蕉人留臺竹枝詞》記其事。  

　　又，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修《鎮平縣誌》所錄有關邑人去臺的竹枝詞有道： 

　　黃昏人未掩柴扉，明月剛看吐半山； 

　　弦索齊鳴檀板碎，開場先唱過臺灣。 

　　五月臺灣谷價昂，一車聞説十元強； 

　　澎湖風浪今應靜，個個迎門待玉郎。 

　　自此亦可見，至乾隆年間，蕉嶺縣各鄉村渡臺墾荒的人已是相當普遍，同時也可看出臺灣與蕉嶺間關係的密切。據《蕉嶺鄉親入墾臺灣概況》一文介紹：在《屏東縣古碑拓貼文集》中，影印了一幀《文宣王祀典引》，該碑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立於屏東縣內埔鄉昌黎祠觀音廳內，碑上具列捐銀人士192人，而鎮平人士則有138人，幾乎佔了四分之三。有關姓氏有23個。謝道謀：《蕉嶺鄉親入墾臺灣概況》，載《臺北市蕉嶺同鄉會會刊》，1980年。又據《臺灣區姓氏堂號考》一書所列載的100個大姓中，有丘、何、利、吳、湯、巫、李、林、明、孫、張、徐、涂、許、陳、馮、傅、曾、溫、黃、楊、廖、劉、蔡、鄧、鄭、盧、賴、戴、謝、鐘、鄺、羅等33姓與蕉嶺有關。這些姓氏約佔蕉嶺原有姓氏的63%。此項資料來自戶政事務所的調查，為嘉慶以前東渡臺灣傳衍至今者。賴雨桐：《蕉嶺客家移民開發臺灣略論》，見丘權政主編：《中國客家民係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後“因道光丙戌(1826)洪水為災後，蕉人更多往臺以求生活，乃由南移北至苗栗各鄉開墾。所以，屏東、苗栗為蕉人來臺根據地”陳公愚：《蕉嶺上代來臺略記》。

　　饒平屬廣東省潮州府，饒北客家人在“乾、嘉年間，山區各姓氏流赴臺灣”鄧開頌、余思偉：《客家人在饒平》，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1993年12月，第136頁。，亦有在康熙年間渡臺的。 

　　康熙末年，上饒堡詹潤還後裔從新竹移卓蘭。當時入墾苗栗縣卓蘭的人很少，開拓成就微不足道。自詹名會、詹時增、詹來琇等人後，入遷卓蘭的人便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來越多了。嘉慶末年，詹其結招集三十六股人，開發卓蘭重要水利工程——內灣水圳。內灣水圳位於內灣裏，是土著居民聚居之地，移民開發此地時受其強烈抵制。“清光緒十年(1883)，泰雅族四百多人大舉襲擊卓蘭，與卓蘭移民發生激戰”奚松等：《臺中苗栗地區客家人入墾臺灣中部地區》，載《漢聲》（臺北）1990年第24期。，雙方死傷慘重。經過詹姓族人幾代的冒死開拓，卓蘭的老莊、中街、新榮等處，才成為欣欣向榮的經濟區。現詹姓族人約佔卓蘭鎮人口的45%。 

　　上饒堡水口社石頭鄉的林先坤，偕兄林居震于乾隆十四年(1749)入墾臺灣莆沙。乾隆二十三年(1758)，林先坤回老家招引大批族人到竹北拓墾。此時他既是業戶(通過申請取得大片土地開墾權的人)，又是族長。數百戶移民住在一起，邊開拓，邊建設。“每天早上出門種田的時候首先要開炮，集合大家，然後四五百人一起出發去耕田，中午吃飯的時候也要先開炮，再幾百人一起開飯。”瞿海良等：《新竹地區竹北芎林鄉潮州客家人》，載《漢聲》（臺北）1990年第24期。 

　　上饒堡康賓鄉張姓族人“多出東土經商，寄籍流寓”⑦《饒平縣誌》（光緒），點校本，第141頁。。從乾隆初至末年的五六十年間，該鄉族人死於臺灣彰化一帶，屍骨拋荒露野的數百具。後族人張顯文等倡建叢冢，“計收聚骨骸一百六十七缶”⑦，足見該鄉張姓渡臺者實屬不少。     

　　陳有光是康熙末年上饒籍移民陳智可的第五代孫。陳智可入墾彰化縣後，幾代人奮力拼搏，到陳有光時，成為彰化永靖地區的富戶望族。光緒十年(1883)，陳有光于彰化縣永靖區港西村興建“餘三館”，並特地回饒平請建築師傅前往設計施工。由於“餘三館”構思獨特，建築精美，風格迥異，古樸大方，從建築風格、鑲嵌雕刻到彩繪粉刷都注入粵東和饒平客家韻味，1980年被臺灣當局的“內政部”評定為第三級古跡，奚松等：《彰化平原上的福佬客》，載《漢聲》（臺北）1990年第24期。以臺灣地區十大古宅之一的芳名譽播四方，為饒平客家人渡臺開拓發展留下了輝煌的物證。 

　　光緒十一年(1884)，饒平詹姓族人于苗栗縣卓蘭鎮興建詹氏大宗祠，堂號“繼述堂”，堂聯雲： 

　　繼起人文，桂馥蘭香，永望臺疆綿世澤； 

　　述詳事業，家風族譜，還從饒邑溯淵源。 

　　也是光緒年間，馬崗鄉移民第十五代孫張振中受臺灣彰化鄉親委託回鄉祭祖，並重修祖祠，賜名“永思堂”，祠堂正廳挂彰化鄉親敬送的楠木陰刻楹聯兩副，其一雲： 

　　永懷祖德宗功，惠澤長流千百代； 

　　思念水源木本，精神不隔兩重洋。 

　　其內容意境深長，令人回味。張松樂：《饒平移民開發臺灣述略》，載《廣東史志》1990年第4期。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