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良：全球化思潮下中華文化的再生

　　前言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下，世界經濟帶動了種種屬於全球人類的共同課題，包括人口、生態、資源、環境、文化衝突、區域文化存廢、戰爭、糧食生産等等。換句話説，全球化是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不可避免的重要挑戰。由於世界經濟共同化，使整個世界也成為相互依存的關係，海外投資與跨國公司急速擴張，一方面雖促進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因壟斷資産，也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部分國家的經濟自主權。 

　　這説明今日全球各地都有一個嚴肅的抉擇：如果不選擇與各國接軌以達到全球化，就立即被邊緣化，封閉式的生産方式，終將成為落後的代名詞。無法趕上快速全球經濟、文化交流與互動。然而，在互動之中又恐怕加速流失本身的歷史文化。  

　　今天，“全球化”之下的文化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元或同質文化，更不是以某種文化為獨佔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構成的文化。因此，尋求一種全球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促進世界各國之合作、互動，又保留各別區域文化、民族特質。透過區域經濟整合，成為人類文明的多元展現，方是持續發展之道。 

　　（一）“文化”的界定 

　　“文化”一詞的英文譯文culture，是由德文kultur採借而來，而英語和德語的“文化”則來自拉丁語cultura。拉丁語的cultura原義有土地耕作、動植物培養、神明崇拜及精神修養等含意。18世紀之後，在西方的語言中，culture才逐漸演化為個人素養、整個社會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的匯集，以及引申為指一定時代、一定地區的全部社會生活內容等。這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ylar），在1871年于其《原始文化》一書中給文化所下的定義。  

　　在此之前，德國人對於“文化”的思考，遠比英國、法國為早。根據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Kluckhohn）的説法，由於德國在18、19世紀時政治是若干分散的民族，文化上呈現異質性，而同時期的英、法兩國在文化上則顯出整體性。基於此，德國的民族主義促使他們在文化領域上摸索，企圖尋求一個文化意識以統一其民族。 至於二氏對“文化”一詞的説法，除了上述的意義外，尚有另外二個看法：一是社會的高度價值，一是人類學上所謂的傳統或社會遺産。同時認為文化是由外顯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徵符號傳遞，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觀念。所謂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動的産物；另一方面則是活動的決定因素。  

　　由此著眼，傳統文化對當代中華文化的影響是重要的，當代中華文化內容卻不完全等同於傳統文化。以泰勒的觀點言之，當代的傳統文化本有其一定時代、一定地區的社會現實生活為根本。然而自19世紀以來，中國行之已久的舊文化受到外部和自身變革的衝擊，卻未適應世界工業化而達到現代化的發展。20世紀的戰爭與政治生態，更使中國人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充分反芻傳統與現代文化，以致于中國傳統文化在20世紀受到多重批判和各種否定性的剖析。 

　　（二）“全球化”理論之思考 

　　“全球化”的歷史源頭，最早可追溯到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為推動海外擴張、輸出資本而從事的全球性地理探險。1487年葡萄牙人發現非洲好望角，1493年義大利人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西印度群島，於是地理大發現“給新興的資産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産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為了公共財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概念逐漸興起，其中主要理論以美國學者華勒斯坦（I.Wallersteim）為代表。這一理論認為二十世紀以來全世界已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國家、地區的經濟只不過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每個國家的發展都要受到世界體系的制約。其分工體系分為“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個國家等級，各自履行不同的經濟職能 。按此理論，一國的經濟機能愈強，則影響世界的機能就愈強，最後則由強國主導。以致全球經濟、文化或社會生活趨於一體或同質化。 

　　另一派學者則不同意以此种經濟還原理論解釋全球化現象。這批學者以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為代表，他認為要從文化視角來解釋全球化現象，在不同的程度上，一切國際政治都是文化的，全球化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更是一個需要跨學科和用多維方法來對待的問題。 

　　羅伯遜認為全球化是使世人去尋求一種全球的基本原則，在當前迅速的全球化過程中，去尋求一個整體世界的意義。文化並非個體性概念，而是一個綜合的、多元的、關係的概念。全球化來自各個區域的自發，彼此之間不斷增長全球相互依賴的事實，增加彼此對全球整體的意識。 唯上述二氏雖所持觀點不同，但不可避免的是從“西方主體論”出發，認為“西方化”是最終之結果，華勒斯坦（I.Wallersteim）甚至斷言資本必將從核心的西歐、北美擴展到半邊緣的俄羅斯，而後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最後將形成西方資本的一統天下。 

　　（三）日本“國際化”的啟示 

　　此外，20世紀八０、九０年代，由於全球相互聯繫日益加強進入世界化的資訊時代，地處東亞一隅的日本透過商品向全世界滲透，逐漸形成日本“國際化”的高潮。在此之前，1974年所成立的“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于1985年開始邀集二百餘位專家學者，完成大型政策研究《九０年代日本的課題》論著，對日本“國際化”理論研究産生極大影響。 

　　日本的構想是：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和以此為基礎的大國意識、民族優越感，力求在國際舞臺上爭取一席之地，爭得對國際社會的發言權，以作為實現“國際化”物質的、社會的、政治的基礎。換句話説，是搶佔世界經濟的制高點，進一步實現其文化“國際化”的目標。唯九０年代後期，由於日本經濟泡沫化無法擺脫景氣低迷，這一“國際化”熱潮才逐漸退燒，近年來行動趨緩。 

　　根據文獻顯示，日本原先的想法，是要以資金的提供者與先進科學知識傳播者的姿態活躍於世界舞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即在倡導“戰後政治總決算”和“國際國家”論時有雲：“過去，我們對吸收和消化外國文化，即對文化的吸收過於熱心，而對文化的傳播所做的努力卻很不充實。”又説：“日本越是要成為國際國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傳播日本文化！”1982年由日本政府經濟企劃廳出版之《2000年的日本—具備國際化、高齡化、成熟化》報告書，亦強調“必須以國際視野看待一切問題”，毫不掩飾的表露日本追求“國際化”的心志，面向世界，積極主動，在世界上傳播日本文化，甚至要把國際社會“日本化”。  

　　在日本人“國際化”的思維中，毫無疑問是要日本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國際舞臺上發揮大國作用，將日本由原來文化輸入國轉變為文化輸出國的需要。所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國家文化政策以擴大吸收外國留學生（計劃在20世紀末招生10萬名留學生），在國內擴充日本研究的機構，加強日本研究團隊，吸引並資助外國學者赴日研究；在國外資助設立日本研究機構、文化交流設施，擴大日本文化影響，宣傳日本文化獨特性 ，邁出相當宏觀的格局。 

　　（四）文化結構的檢視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僅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問題，更有強鄰日本以“國際化”為民族集體意識，以及由集體意識衍生的“日本中心論”的競爭壓力。另外歐盟成員國在統一貨幣之後，彼此協議在一個政治組織下呈現聯邦國家，逐漸形成關心歐洲前途，進而超越國界，以諸多民族為中心，呈現共同的歐洲歷史與區域結合，也對中華文化形成對立的態勢。 

　　全球化給中華文化帶來很多新挑戰，無庸置疑：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改變、傳統的宗教逐漸消失、傳統的社會組織産生動搖，交通的便捷，鄉村聚落人口遷移至城市……也産生新文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環境相激蕩，融合中西文化的精華，最後導入世界文化系統，但前提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內容是否先為世人所認同，炎黃子孫是否掌握了這份契機。 

　　費正清曾經説過：“我們的美國方式並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數男男女女的未來生活方式。我們求助於立法、合同、法的權利與訴訟，但這種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國提供了別的出路，時間可能對中國有利，因為我們一向習慣的爆炸式的生産發展不可能永遠繼續下去，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可能比中國人更需進行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生活。”  

　　可以預料，經過數千年流變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融合各種成份，具核心價值的系統，所謂歷史的傳統(Historical Tradition)，由非物質的文化長期構成，且由民間傳統昇華或結晶成之者。這一文化核心的抽象價值，即儒家學説表現為哲學特性，亦為中華文化的特質，不易為西方物質文化所完全替代。百年前被破門而入的西方文化趕至一邊的，是環繞在歷史傳統週邊的民間傳統(Folk Tradition)，以及環繞在民間傳統之外的風尚文化(Fashion Tradition)。   

　　筆者之所以持如此看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有識之士攻擊傳統文化不如西方；新文化運動猛烈反對傳統，並非全盤否定傳統。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中所提出：“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即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李大釗所雲：“取由來的歷史，一舉而摧焚之，取從前的文明，一舉而淪葬之。”彷彿將中華文化付之一炬，實則是痛徹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應徹底更新，因此“有意而為” ，所謂“不過正則不能矯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攻擊與否定傳統的過程中，事實上也就包括對傳統文化的再造。但一、二文人畢竟改造有限，百年之後，文化傳統核心之抽象價值仍舊屹立不搖，轉變的是民間傳統，屬於物質和生活的方式漸趨西化而已。 

　　（五）文化心態是文化再生的前提 

　　如上述，八十餘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號召人們自覺成為具有現代素質的人，要求人們應該“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新文化運動的帶動者係以啟民智、建立大眾文化心態為目標，如今時空已由20世紀轉入21世紀，這種對文化傳統進行認真、深入思考的文化心態尤其必要，但否定則大可不必。 

　　我們無須悲觀，因為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並未喪失。尤其是90年代以來，對古籍、民俗的保存發揚，形成了“國學熱”，配合歷史出土文獻空前規模的整理與出版相結合，已盡可能展現歷史原貌和文化魅力。大量的文獻整理與圖書出版，以歷史經驗可知，一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編纂，均將帶動下一時代文化的飛躍與燦爛。中國人亦已走出了“五四”的陰影。 

　　中國人的民族性亦未喪失。林語堂把中國人的特性概括為十五種，即(一)穩健、(二)淳樸、(三)愛好自然、(四)忍耐、(五)無可無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儉約、(十)愛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 。是一種中庸之道的表現。八十餘年前的批判有其特定時空，儒家之道之所以遭到嚴厲指責和粗暴的待遇，是因為儒家文化中不具備發動經濟的動力，以及文化運動性質走向了情緒發泄。但歷史證明儒家中庸之道歷久彌新，至今中國尚未出現道德體系失衡和社會結構的解體。 

　　文化傳統是民族自發的、也是支配千百萬人的觀念和力量，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一種模式、一種精神力量 。它是一種心理結構，也是一種信念。 

　　傳統文化則不然，傳統文化屬於歷史，其界限涵蓋了歷史上“精神與物化了的精神”，如：“思想、學説、宗教、科學、文學、藝術、風俗習慣、起居方式、語言文字、工藝技巧、文化制度、文化事業、文化交流” 。有待強而有力的經濟後盾，以及政治力量的主導、支援。向外輸出文化，則中華文化必能再生，不因全球化的進程而淹沒消失。如何以精心包裝的民間傳統(Folk Tradition)循風尚文化(Fashion Tradition)方式，在世界上傳播中華文化，是今日全球化思潮下必須正視的課題。至於正視民族文化特質，了解中華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定位，從而擬定文化傳播策略，使其成為中國與全球經濟、政治往來的橋梁或窗口，則有待於未來的努力，以及培養全球性人才方能竟功。（作者為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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