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智慧》書摘：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騙

　　1898年2月，弗洛伊德完全康復了，他的創造力自由了。“我深陷于釋夢一書中，”他寫信給弗里斯說：“流暢地寫作此書，並且享受其中所包含的對我之前輕率言語和魯莽行為的所有不讚同想法。”但作為對所有輕率言行及魯莽行為的替換，《夢的解析》——弗洛伊德認為這是自己一生創造力的高峰——是一篇對他父親的頌文。這本書譴責受害者俄狄浦斯，並且使拉伊俄斯逃脫了審判。弗洛伊德肯定意識到了，在真實的俄狄浦斯傳說中，拉伊俄斯是一個臭名昭著的雞姦者，並且是一個無情的父親，使他幼小的兒子身體殘缺，腳被長釘刺穿，被其黨羽遺棄在山坡邊奄奄一息。所以，如果我們注意看歷史上的傳說，俄狄浦斯謀殺其父可以視為正當的殺人行為。但是，弗洛伊德選擇忽視了俄狄浦斯傳說描述拉伊俄斯剛愎自用的一面；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騙治好了他的神經衰弱。在以後的四十年里，弗洛伊德不再受困于寫作阻礙、呼吸困難及心臟病。他也相當沒有意識到在他的偉大著作里，包含了多少反向形成和置換。

　　在八十年的時間里，正統的崇拜者和很多觀察者都把弗洛伊德取消誘惑理論作為他勇于追求科學真相的例子。然而，在過去二十年的傳記研究中，從馬克斯·舒爾的示愛書到傑弗里·馬森辯論式的《對事實的猛然襲擊：弗洛伊德對誘惑理論的抑制》，已經表明弗洛伊德欺騙了他自己。在大多數案例中，病人對父母亂倫的報告不是幻想。

　　弗洛伊德自己承認，他在科學上的再定位與其父有關。1908年，他寫道：“《夢的解析》這本書對我個人有深遠的主觀意義——只有當我完成這本書以後才明白這個意義。它是我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我對父親去世的反應。”

　　到1905年，弗洛伊德已經發現他的心理“十字架”過于沉重而難以承受了。他試圖忘記——視而不見——不同的防禦：“‘壓抑’（從現在起我用它代替‘防禦’）。”1926年，他的“壓抑”解除了，他寫道：“我記起了一個概念……三十年前當我開始研究一個主題（焦慮）時曾專用，但後來被我拋棄的一個概念。我指的是術語‘防禦過程’……我想，恢復舊概念‘防禦’是確定無疑有利的。”在同一本書《本我、抑制和焦慮》中，弗洛伊德指出了把“隔離”這一防禦和“壓抑”區別開的效用。1894年他就已經清楚地解釋了這一區別，但在1926年他堅持到“我們第一次著手于描述（它）”。就連精神分析師也使用壓抑。

　　總之，如果說1894年弗洛伊德在職業上從神經病學轉向研究防禦和精神分析是一種科學上的進步，那麼也許是被焦慮衝突促進了，但其1897年放棄誘惑理論，以及1905年放棄不同防禦機制的概念，幾乎確切顯示了一種對焦慮衝突的防禦反應，而不是科學上的進步。弗洛伊德自己對人類潛意識的揭示，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對不稱職父親的矛盾情感中敵對方面的創造性處理，這種矛盾情感是隨著他父親臨近死亡而浮現出來的。弗洛伊德給自己打上“發育中的俄狄浦斯”的烙印，也就是一個內疚的加害者，而不是童年痛苦的受害者。但是，在弗洛伊德意識層面的陳述之下，是他對父親真實的蔑視。乍一看，弗洛伊德的我的過失是受虐的、轉向自身的，並且看起來是適應不良的。但是，沒有人因為他的自我欺騙而痛苦。另外，懲罰一個逝去的人是無效的。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騙產生了《夢的解析》一書，這本書為弗洛伊德贏得了聲譽，並且使人們意識到孩子確實渴望得到異性父母。

　　弗洛伊德無意識地防禦了自己並且歪曲了證據，關于這些的累加證據並不能消減他發現了防禦的“神經心理學”之科學意義——他發現了自我的智慧。所以，彼得·蓋伊（Peter Gay）從弗洛伊德為列奧納多·達芬奇寫的傳記中，引用了這樣一句話“人無論尊卑，都受制于那些對正常和病態一視同仁的法則”來為弗洛伊德傳記題詞。即便我們發現查爾斯·達爾文的祖先就是猴子，我們也不會懷疑《物種起源》的有效性。

　　最後，我將提供另一種否認——壓抑的例子。我這樣做是希望能說明壓抑是多麼復雜和矛盾，也希望能說明為什麼認知心理學家草草地把壓抑歸結為注意減弱的產物，與此同時，精神分析家們卻把它作為如此核心的一個概念。一個人是否相信“潛意識”是無意識的，取決于他自己的觀點。真相並不是非黑即白的。

　　在冬日一個下雪的周二，一位心理學實習生躺在他精神分析師的躺椅上。結束的時間到了，他正在計劃再次預約的時間。“但周四是一個節日”，病人說，“是華盛頓的生日。”

　　“沒關係，”分析師回答，“我可以在周四見你。”

　　“好吧，你最好不要留這個時間，”病人堅持，“你知道，我並不確定我是否會在城里，我可能會離開。”

　　“好吧，也許我們可以明天再討論，”分析師說，並結束了談話，“到時你再告訴我。”

　　病人走出辦公室，在意識里他思考著：多奇特啊，是否在節日里見這位繁忙的醫生取決于我。他必須為我的不確定等待，這是不對的（可以毫不誇大地假設，這位心理學實習生有一顆嚴謹的道德心）。

　　這位病人還向自己保證，明天他會進一步討論這件事情。他將詢問他是否可以在周四當他確定能來時，再打電話告訴醫生。但他這樣做是不對的，他沉思著。這種最後一刻的決定，對他的醫生來說太不方便了。

　　第二天是周三，這位實習生遲到了十分鐘。他說他做了一個夢，他夢到自己錯過了約定，當他想起來時已經來不及了。分析師注意到病人遲到了，他相信有時候這種錯誤是潛意識中故意發生的，便詢問：“你錯過的是今天的約定嗎？”“不是，”病人回答說，“是周四下午的。”他解釋說，這個夢大部分是關于他是如何難以開口請求其門診部的一位社工順便送他回家的。他記得，在現實中一周前他整個下午都在考慮他需要有人順便送他回家，但在關鍵時刻，他忘記請那位社工送他回家了。她沒有和他一起離開。他總是難以請求別人幫助。他對自己的夢聯想了很長時間。

　　周三的時間到了，病人從躺椅上起身準備離開。

　　“周五見。”醫生說。

　　心理學實習生失望了。他想周四來。他現在意識到，當然太晚了，時間到了。他不能要求周四的約定了……要求周四的約定這樣醫生可以繼續分析他，是多麼難以提出的要求。但當他起身準備離開時，他找不到書了——就像他不想離開一樣。

　　總之，在整個周三下午的分析時間里，這位實習生的內心深處都在計劃著要求預約在周四。他現實中存在的難以請求幫助的問題，以及隱藏在需要幫助之後的情感訴求，並不在其意識之外。主體、情感及客體都在心里。就連防禦過程——忘記一直到來不及問——在夢里也很清楚地說明了。實習生忘記的是，在討論前一天他在意識中決定討論的想法——請求周四的預約。他的遺忘格外奇特，因為就在上個周末他寫了一篇關于壓抑的畢業論文。正如安娜·弗洛伊德所寫的，“被壓抑的材料回來時，壓抑的過程有多透明，一個成功的壓抑就有多隱晦。”作為一種否認的方法，壓抑是很普遍的，是日常生活中自我欺騙的一部分，我們都可能有。

　　本書是內心的一個觀點。我並不想像羅伯特·科爾斯和艾瑞克·埃里克森那樣試圖整合生物學和社會學。我想呈現一種單面的觀點，人是如何塑造環境的，而不是環境是如何塑造人的。

　　我將檢視處于衝突中的個體，並將追溯衝突解決方式的多樣性：有些人瘋了；有些人對他人惱怒，就像偏執約翰；有些人像心理學實習生一樣壓抑，只對自己惱怒；還有一些人，像貝多芬一樣出色地適應，使當事人撐過艱難，並帶給世界歡樂。我希望將適應性的否認和自我欺騙與非適應性的否認和自我欺騙區分開。但是，我將忽略環繞在價值纏身的術語“適應”周圍的哲學叢林。我將聽取克勞德·伯納德這位學習生理適應性的聰明學生的提醒，“一般來說，‘發熱’‘炎症’這些詞匯，以及疾病的名稱本身並沒有意義……我們的語言只是近似的，如果我們不看現象而是緊貼著詞匯，那麼即便在科學里語言也會非常模糊，以至于我們很快就脫離現實了。因為每個人對一個詞匯的理解不再是相同的，那麼這個詞匯僅僅就是一個錯誤之源了，所以我們為了讚同一個詞匯而爭吵只是傷害了科學。”如果總結來說，那就是我們要一直貼近現象。